名我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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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我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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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郭橐驼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寓言性传记散文。文章通过描述一位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专家的故事，展现了其高超的种树技艺和独特的种树理念，并通过类比的方式，揭示了治国理政的道理。

名我固当。

出自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豪富人一作：豪家富人)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理一作：官理)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郭橐驼，不知道他最初叫什么名字。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脊背高高突起，弯着腰走路，就像骆驼一样，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驼”。橐驼听说后，说：“这个名字很好啊，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的富豪人家，为了观赏游玩和经营水果买卖的，都争着迎接雇佣他。观察橐驼种的树，即使是移植来的，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结果实又早又多。别的种树人即使暗中观察模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橐驼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生长很快，只是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习性罢了。大凡种植树木的方法是：它的根要舒展，给它培土要均匀，它带的土要是旧的，给它筑土要紧密。已经这样做了之后，就不要再动它，也不必担心它，离开后就不再管它。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置于一旁要像抛弃了它们一样，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害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力使它长得高大茂盛；只不过不抑制耗损它的果实罢了，也并不是有能力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种树时树根拳曲，又换了新土；培土如果不是过多就是不够。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得过于仔细，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更严重的，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摇晃树干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比一天远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当官的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很怜爱百姓，结果却给百姓带来灾难。早早晚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好你们的布，养育好你们的孩子，喂养好你们的家禽牲畜！’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使我们民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文言知识

一通假字

①以致其性焉尔（尔：同“耳”，罢了）

②字而幼孩（而：通“尔”，你们的）

③既然已（已：通“矣”，了）

二、古今异义

1、（故乡）人号之“驼”

古义，两个词，所以乡里；今义，指家乡。

2、（

赏析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了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