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中国医学史研究开拓者

伍连德：中国医学史研究开拓者

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医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他不仅在防疫和医学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更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通过撰写医学史文章、编纂《中国医史》等著作，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为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伍连德

伍连德出生于1879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他曾参与领导清末的东北防疫。伍连德在民国初期就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并且在国内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办、建立北京中央医院、成立中华医学会等。然而，伍连德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方面，而是致力于通过医学史的研究，推动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开拓者。

伍连德幼年成长于英国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槟榔屿，对帝国殖民带来的种族歧视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00年，义和团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彼时作为剑桥大学学生的伍连德正在伦敦的医院实习，结果遭遇排华事件，令他永远无法忘记。1907年后，他在中国领导防疫的过程中，又需时时面对来自两大帝国——沙俄和日本——医师的挑战。当时的国际医学界有一种谬论，称中国不曾有光辉灿烂的医学。伍连德意识到，中国医生如果也因此忽视本土医学，则可能会落入被外国同行嘲笑的窠臼，以为中国自古便无医学。这让他认为有必要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医学。20世纪初，他开始利用闲暇调查北京的传统医疗，并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图文并茂的《太医院》《北京的一个医学庙宇：朝阳门外东岳庙》和《古代中国治疗中毒的案例》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带有浓厚的人类学色彩，在海内外影响力很大。就连远在英国伦敦的惠康医学博物馆都连连致信伍连德，表示非常感兴趣，并请他代为购买中国古代的医疗器物，以作展示之用。伍连德不仅爽快同意，而且回信说：“如果你们有时间来一趟中国，尤其是来北京，那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旅行。你们对于艺术品都非常着迷，我相信会不虚此行的。”

1919年，刚从日本访问归来的伍连德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大发感慨：日本学者富士川游早在1904年就出版了巨著《日本医学史》，而我国的医学史研究尚停留在收集材料、组织人马进行编纂的阶段。也许伍连德有所夸张，因为毕竟就在同年，江苏的陈邦贤刚刚出版了《中国医学史》一书。但是，在1949年以前，国立大学的确多不重视医学史，更鲜有设立专门的医学史教席。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国民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医学校）为例，其校长虽然对医学史充满兴趣，但他更侧重于用中国古代名医的事迹陶冶现代医学生的情操。

伍连德开始研究中国医学史也是受到当时美国医学史家不重视中国医学的刺激。起因是美国学者嘉里逊写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然而此书全文762页中只有一个自然段是写中国医学的。伍连德读后深受震动，决心联合朋友一起填补这个学术界的空白。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医史》。其实早在1920年，伍连德就在致惠康医学博物馆的信中，透露他和朋友几近完成中国医学史的中文稿，英文稿也在准备当中。在得知此事后，对方回应称：“我相信您的新书将会揭示出那些数百年来不为人知的东西，并且将展现出医学在东方的兴起与进步。”

其实，在20世纪初，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看待中国古代学术是一个流行趋势，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时人迫切希望按照新的学术架构，分门别类地重新研究传统学术。治乱兴衰不再是评价古代变迁的唯一标准，第三人称视角的观察——思想的脉动、学术的演进，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另一方面，伍连德的医学史事业也与国际上的医学史发展相同步。伍连德的朋友威廉·韦尔奇是同时期美国的著名医师，他也对医学史非常感兴趣，并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英语世界第一个医学史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系。该系专门到欧洲购买了大量西方医学的古典文献，与伍连德的工作如出一辙。可见重估传统的价值也是当时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

1926年，伍连德牛刀小试，在出版的英文版《鼠疫论集》中一显身手。伍连德在1911年成功扑灭东北鼠疫，随着自己的国际声望越来越高，他打算把之前的鼠疫研究写成专著，希望可以挑战前人关于肺鼠疫的看法。比如，一般认为肺鼠疫来源于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但是，伍连德认为此说并不准确，肺鼠疫应该来源于中亚，其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输入性而不是原发性的传染病。同样的，伍连德也希望通过图像来证明清政府在防疫方面的成功。其实在1911年3月，伍连德就曾出版一套《哈尔滨傅佳甸防疫摄影》，利用图像来进行东北鼠疫历史叙事的重建。1926年这一次，他则试图用图像来佐证口罩在历史上有一个线性的发展：从中世纪的鸟嘴医生到19世纪中期德国人的防疫措施，再到清朝的东北鼠疫。伍连德推出的纱布口罩则是口罩进化史上的新高峰。显然，史料扩展的背后不仅是因为出现了记录历史的新技术，更是因为这些技术恰好可以被用来支撑看待历史的新眼光。

1932年，伍连德与好友王吉民共同编著的英文版《中国医史》面世。王吉民英文很好，喜研中医历史，20世纪20年代时陆续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连载了中文文章《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1929年，王吉民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名为《中国对医学科学的贡献》和《中医四千年》两篇英文文章，在海外为中国传统医学正名。这些文章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医史》的先声。

《中国医史》包括中国古代医学史与现代医学史两大部分，古代部分由王吉民撰写，近代部分由伍连德撰写，意图向英文世界展现中国上古医学的伟大，同时也展示出一种医学不断进化以至于今日的历史。1936年，另一位医学史家陈邦贤在其《中国医学史·例言》中说：“本书目的在宣扬文化，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复兴民族，由神祇的医学，进而为实验的医学，由玄学的医学进而为科学的医学。”受到民族主义等的影响，伍连德等人希望能够弘扬中国古代历史与推崇现代医学并重，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民国后期的医学史论述。

《中国医史》的出版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国内外很快都有重要的书评出现。山东大学生物系主任刘咸评价说：“此书诚可谓极中国医史之大观。”但也有人指出，该书上半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太简，远不及下半部分的篇幅，应该增加论述古代的部分，删削部分伍连德的叙述。有趣的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也读了此书，反而认为这样的篇幅分配是合理的。他甚至指出王吉民写得不够专业，有许多缺漏之处，不如伍连德写得好。整体而言，萨顿认为这是本资料翔实、征引准确的著作。他特别指出，该书还有一个未被伍连德等人提及的重要作用：向中国人民展示中外交流对中国医学的重要性。

尽管受到这么多褒奖，伍连德和王吉民还是花了几年时间做修订，让全书的篇幅由700多页增加到900多页。其中主要是：对王吉民的部分做了扩充（从21章扩展为26章），增加了诸如古代药物、中世纪的文化、本土医疗的衰落、新旧医学的斗争等内容；增加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论述。《中国医史》第二版在1936年正式出版，此后未再有修订版推出。直到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此书的第二版影印出版，才使得王吉民和伍连德的巨著重新与大众见面。

1935年，王吉民与伍连德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医史委员会，两年后，改名为中华医史学会。伍连德慷慨捐助巨款购置医书，后来，该项藏书被定名为“伍连德医史藏书”加以表彰。然而，此时日军相继侵占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让伍连德失去了辛苦耕耘20多年的医疗卫生事业。悲愤之下，伍连德离开中国回到槟榔屿定居。1945年，日本战败后，伍连德曾短暂返回中国，还参加了1947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华医史学会的十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发表《中国医学史上过去与现在之趋势》，重申自己过去的观点：现代医家应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史。足见其对中国医史的喜爱和重视，持续多年未变。

中国科学技术史巨擘李约瑟是伍连德在剑桥大学的同门师弟，二人在20世纪50年代来往频繁。伍连德甚至还为帮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募集到一万英镑的巨款。李约瑟对伍连德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伍连德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医学家之一，而他与王吉民编纂的《中国医史》一度是外国学者学习中国医学史的主要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医史》是完美的，实际上它所揭示的只是中国医学的“冰山一角”，未来的学者应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