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路标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路标
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祖，他创立了以现代化转型视角研究近代史的学术规范。本文通过吴相湘先生的视角，回顾了蒋廷黻的生平、学术成就以及他在文人和官员两个身份之间的平衡，展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学术追求和人生志业。
编者按：作家阿城曾有一段感悟：“时代走了一段弯路，对于你我来说就是一生”。近代历史上的任何曲折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路标就显得无比重要：如果早点看到，能引导人少走弯路；如果看到晚了，至少能让人回归正途。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研究看作星罗密布的路网，那么这门学科的开山之祖蒋廷黻，无疑是第一站路标。他创立了以现代化转型视角研究近代史的学术规范。只可惜此后几十年，我们没有沿这条路前进。
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正本清源，重新回到了蒋廷黻标示的路径上。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几十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路标所指的地方是目的地——现代化的转型。若遇路途不顺，便更需要回望蒋廷黻，看看我们是否还行走在路标指引的方向。
以下选编自吴相湘先生纪念蒋廷黻的文章，看看蒋生平志业如何，学术成就几许，又是如何平衡文人和官员两个身份。鉴往知新，聊解饮水思源之意。
蒋廷黻(中)与民国名人合影，最左为杜月笙
▌生平：不逢迎世俗，不做留声机唱片
蒋廷黻先生辞世以后，中外各方都有很多纪念和赞扬文字。“外交斗士”“史学权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等等，名词充满简端。
蒋廷黻是湖南宝庆人，生于光绪二十年。幼读书私塾，伯父兰圃先生督促甚严。科举既废，1906年乃入湖南长沙明德小学。后来他常自言他脑海中的国家观念由此产生。次年转学湘潭一教会设立的益智学堂。辛亥革命时学堂停办，乃立志留学。民国元年春放洋入美国密苏里州巴克大学预科。是年秋，湖南督军谭延闿奖以官费，更得专心求学。民国三年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民国七年毕业，旋往法国读书一年。民国八年夏返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民国十二年春得博士学位，归国就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就这一段经历看来，蒋廷黻在外国留学的时间比在国内求学时间多。似乎可说“洋化”甚深。但事实上却不如此。他至老乡音不改，甚至有人说他英语也略带湖南口音，且每次述职返美必携湖南腊肉西行，以及返国时必抽暇参加湖南明德校友会，都可说明他虽在外邦甚久，却始终尊重其故乡的人文环境与乡里传统给予他的影响。
蒋廷黻常津津乐道他脑海中的国家观念是在湖南明德学堂读书时产生的。而其回国后的第一部出版品即译述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中特别指陈：
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确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斯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确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
怎样能收族国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是值得注意研究的。
要强调指出的：蒋廷黻这种言行，绝不是逢迎世俗，而是他自少年深受老乡“经世致用”学风人文环境影响的最初表现。可以说 ：他自拿起粉笔，即不同凡响，就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面对现实，并将其心得贡献国家社会，绝不做一张留声机唱片。
蒋廷黻
▌学术：历史是人的历史，研究近代史自臧否人物始
许多纪念蒋廷黻的文字，都强调他整理第一手资料的贡献。但相湘以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并与蒋氏有三十年交往的关系所体认：整理资料固然重要，但世人千万不要忽略蒋廷黻倡导的应用客观态度解释史实这一大事。
蒋廷黻是企望用“春秋责备贤者”的心情，评论近代历史中几位枢纽人物的言行，唤起当代人的注意：不要重蹈覆辙！因此，他对于李鸿章的品评更值得注意。
《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是蒋廷黻继《琦善与鸦片战争》论文之后发表的另一“知人论世”文章。刊载于《政治学论丛》创刊号。蒋廷黻在这一论文中指出：“李鸿章不知西洋文明中民治主义与民族主义，只知机器文明。”“李只做事不做人——在西洋社会中，本着才智或能成大事。在中国则才智以外，非加上‘德’的感化不可。李德望不足以服人，故反对者多。”“李签订《天津条约》并不是觉得自强功夫已有可为，而是误认日俄的消极为永久放弃野心，致坠入雾中，此为大错。”
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蒋廷黻对于李鸿章认识西洋机器文明、看清中国日本强弱的分野所在，以及李要想改革科举制度甚至要想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是极尽赞扬“李鸿章的伟大”。但对于“李本人就不廉洁”，以致其所主持的自强新政机关，“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曾沉痛指陈。对于李签订《中俄密约》的错误，更用“李鸿章引狼入室”的标题文字以示口诛笔伐。
蒋廷黻与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交谈
▌治学与为官：官员中的第一学者，从知行合一到经世致用
民国二十四年，蒋廷黻参加政府工作。许多人说这是学而优则仕。事实上：对蒋来说只是学以致用。如上所陈：蒋早有经世致用的怀抱，过去是企望用学术研究贡献于政治，现在是可以直接应用于政治措施上了。
在蒋廷黻的宦海生涯中，有一点是与衮衮诸公不同的，即他始终注意求新知识，并且仍旧运用客观态度来衡量和处理问题。
蒋廷黻逝世时不过“人生开始”之年，自然是令人万分悲伤的事。但就他在这短暂的人生旅程中，终于达成他早年的怀抱，实践经世致用的志业，比较他的乡贤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的际遇要好多了。这应该是他以自慰的。
1944年7月，孔祥熙（左）和蒋廷黻（右）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合影
就蒋廷黻品评近代人物的文字来看，他是努力采取许多枢纽人物做人做事的优点。所谓典型犹在，他自己是取自于人并且也塑造出一新标准。他是希望青年们都能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努力救国建国的。他近年返台乐于接触青年学生，可说是想现身说法。但令人不解的是台北追悼会中竟极少青年参加。难道是蒋廷黻已成“古人”就与青年们隔离了？还是青年们不认识蒋廷黻？还是近二十年“恶性补习”及“懒”的学风弥漫，将青年的壮志豪气消磨殆尽了呢？
蒋廷黻所指陈的这“一个不可原宥的罪恶”，现在是不是已经洗刷了呢？自命“清高”的学术界人士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