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第一唐碑主人是谁 敦煌文书记载解谜线索
陇上第一唐碑主人是谁 敦煌文书记载解谜线索
在甘南州博物馆的院落深处，矗立着一块高达4.45米的赤色砂岩巨碑，这就是被称为“陇上第一唐碑”的《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简称李将军碑。这块诞生于八世纪中叶的石碑，因碑文剥蚀严重，字迹模糊，使得碑主身份成为一个困扰史学界千年的谜题。
李将军碑
AI制图
石碑的前世今生
这块诞生于八世纪中叶的石碑，最初矗立在卓尼县卡车乡安步族村西的台地之上。在这里，它经历了1200多年的风雨沧桑。1978年的搬迁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其基座深埋地下2.3米，由三层花岗岩条石垒砌，显示出唐代高级将领墓葬的典型规制。碑身采用的红色细砂岩产自洮河上游，这种石材在唐代常被用于重要碑刻，其细腻质地适合精雕细琢，却也因硬度不足更易风化。
由于长期暴露于野外，经过风吹雨淋，李将军碑碑文剥蚀严重，字迹早已漫漶不清，残存可辨的文字也只有一百多字，且大多不能成句。由于碑文极不完整，对于该碑的详细情况和其记述的内容，人们只能寄望于从浩瀚的史料中去搜寻和发掘，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李将军碑的历史记载，最早应该是清光绪三十三年编纂的《洮州厅志·志石》，共收录了碑文135字。另据清宣统年间的《甘肃通志》：“李将军碑在洮州厅，旧洮州南七里，今名石碑沟门，乃由洮往迭之通道也。碑额书‘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八分书，碑高一丈五尺，广四尺，碑面通排三十行，下半剥落，唯上节可辨，然亦不能句读，碑阴有元至正癸卯□□□□官兼枢密院事阿□□速氏题李将军碑，□作七行大字楷书，也剥落，亦多止下半截。”这说明此碑受到关注时，碑文已经剥落严重了。
民国时期的《甘肃新通志稿》《陇右金石录》等对此碑均有收录，《甘肃新通志稿》收录的碑文与《洮州厅志》相同，《陇右金石录》收录的正文虽然稍有增加，也只有174个字，其中最长的连续文句不过9字。但残留的“大将军”“临潭侯”等字样仍透露出碑主人的显赫身份。碑阴的元代题记则记载着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某位枢密院官员的瞻仰题刻，证明此碑在宋元时期已是当地重要历史地标。
由于碑文字迹残损严重，碑文中有关碑主的名讳也剥落无存，从而为后世的专家学者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虽然不断有人从字里行间依稀可辨的片言只语去探寻、考证，但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结论。
迷雾中的考证之路
李将军碑自清代光绪年间首次载入方志以来，关于碑主的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碑的主人到底是谁？早期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于中唐名将李晟家族。
李晟为洮州临潭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在陇右皆为军官。李晟出生后没几年，父亲李钦便过世了。李晟自幼聪明能干，练就一身武艺，尤其擅长骑射。十八岁投身从戎，初为边镇裨将，后因战功显著被升至右神策军都将。建中年间，唐朝发生叛乱，李晟在平定朱泚之乱中厥功至伟，被册封为西平郡王，拜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其画像也被挂进了唐代最高荣誉殿堂凌烟阁。
相传李晟有15个儿子，除早逝的几人外，几乎全部入仕为官，其中就有四人官居要职，这四人在新、旧《唐书》李晟本传后均附有传记，他们分别是河中节度使李愿；岭南节度使李宪；凤翔、陇右节度使，上柱国，凉国公，检校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愬；检校司徒、凉国公李听。另外还有三人获封将军称号，其中李悬为左神武大将军，李凭为右武卫大将军，李惎为右羽林将军。由此可见李晟一门在当时的显赫程度。
李宪？李悬？李钦？抑或是……后世的人们只能通过斑驳的历史印痕，去搜寻，去揣测，去求证。
最早提出的是李宪说。在《甘肃新通志稿》所录碑文之后有一段按语，其中提到“洮州士申（绅）咸云此李将军者，李宪也，相传原石旧拓犹可辨认……”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最早有关碑主人姓名的记述。
文中所说的李宪，便是唐代名将李晟之子。李宪说就是基于“相传原石旧拓犹可辨认”的民间传说和李宪洮州临潭人的身份。李宪，字章武，生于公元762年，卒于829年。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李宪为官的区域主要在江西一带，他曾先后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江西观察使，后又转任岭南节度使，最后死于任上，其墓就在今江西分宜的大冈山风景区。而李将军碑应该属于神道碑，不可能立于距离墓葬几千里之外的洮州。另据《甘肃新通志稿》的考证性按语：“……惟考新、旧唐书李晟本传，……宪并无将军之封，证之以裴晋公碑文亦同。”表明李宪并没有将军的封号，很显然，碑的主人为李宪的说法只是当地民间的讹传。
之后，又有人提出了李悬说。关于李悬的可能性，源自《甘肃新通志稿》中提出了“悬为左神武大将军，凭为右武卫大将军，惎为右羽林将军而无大字，今碑额书故大将军，或者宪与悬音近而讹传欤”的假设。但《陇右金石录》的作者、民国时期甘肃著名的史学家、金石学家张维很快就推翻了这一假设，他在《陇右金石录》中的考证认为，“李将军者，盖以击吐蕃功，自府兵折冲累官至诸卫大将军，封临潭侯，并赐国姓，其人盖在开元天宝之际。以其时数击吐蕃，故边将多以功伐显名授爵，赐姓尤多有之，原文漏载殊多……而此碑则立于殁后，大抵仍在天宝中叶。至广德以后，凉、陇沦陷，唐之西境，北不过潘原，南不逾陇山，不惟无边功可记，即边将如李将军之属，亦安能从容归葬，树碑故里？故西平虽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为将，其卒也，仍葬高陵，况其诸子，而能立石于久为蕃据之洮州之地乎？仅就碑文‘大将军’三字以为李宪，又以为李悬，皆不考之甚也。”
我们不得不承认张维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于碑主的真实身份，学识渊博的张维也没有给出一个哪怕是假设性的判断，但他通过对碑文和相关资料的考证，推断出了立碑的大致时间。按照张维的观点，李将军碑的立碑时间大概在天宝年间中期，即公元750年前后，因为广德（763年）以后，洮州及陇右各地均已沦陷，就连出生于洮州的李晟死后也无法魂归故里，被葬在了陕西高陵县，更何况他的儿子们？如此一来，有关李将军为李晟子嗣的猜测就显得过于牵强了。那么这位李将军又会是谁呢？
不知是洮州临潭人李晟在唐朝的威望和影响太大，还是这一时期从当地成长起来的临潭籍的将军太少，总之人们探寻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李晟一族。
1982年，长期在甘南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李振翼先生与时为兰大历史系研究生的马明达先生经过认真的研究考证推断，在《兰州大学学报》联合署名发表了《甘南卓尼县<唐李将军碑>考略》一文，指出碑主有可能是李晟的父亲李钦。
二位先生提出李钦说的主要依据：一是碑文中李将军“临潭侯左金吾卫大将□”的字样与李钦的职务相符。据《李晟神道碑》记载：“考钦，皇左金吾卫大将军，陇右节度经略副使，赠太子太保。”据专家考证，公元713年，左金吾卫大将军李钦因太平公主案牵连，被贬为陇右节度经略副使，在洮州生活了近二十年，亲历了许多与吐蕃的战争。二是时间上较为吻合。该文从碑文中出现的“十六年秋”分析出当时应为开元年间，因为当时只有开元年号超过了十六年。对于碑文中提到的石堡洪济之战事，该文判断应该是开元十七年朔方总管信安王李祎率兵攻打石堡城之战，而碑主李将军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战事中受伤并于战后不治身亡。李钦这一时期又正好在洮州戍边，加之生于开元十五年的李晟“数岁而孤”，说明李钦也是在这一时间段去世。文章由此指出甘南李将军正是李钦，并推断出李钦正是在开元十七年攻拔石堡城的战役中受伤，不久因伤不治去世，死后追赠为“□使持节诸□事天水郡太守□”，封爵“临洮侯”。而对于碑文中的赐姓和“苗夏蒂同”等内容，该文认为李晟的曾祖李嵩很可能是与拓跋赤宗一起内附的党项族酋长之一。
文章尽管有理有据，论证过程小心谨慎，可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赞同者有之，质疑声也不断。
首先，将李晟一族归为党项的观点明显有误。因为李晟先祖世系源远流长，为陇西李氏已成定论，现存江西等全国各地的族谱基本上都有记载。
贞元四年，唐德宗下诏为李晟追封五庙时，李晟的长婿、时任正议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的张彧写过一篇《忠武先庙碑记》，这篇文献明确交代了李晟的家世渊源：“始公之远祖出自颛顼，至咎繇为理官赐姓理，殷末有理徵以抗直获罪于纣，其子利贞逃难伊侯之墟，食李而免，改李氏。周有伯阳，为柱下史，秦有信为将军，汉有广为前将军，广十六代孙是凉为武昭王暠，暠生歆，歆生重耳，苦沮渠蒙逊，奔江南仕宋，为汝南守。归魏，为弘农守。生抚，以大名之后，因为武川守而终于位焉。公即武川之系孙，今为陇西狄道人也。”从中可以看出，李晟一族的李姓是源于“食李”而来，人们熟知的汉代著名的李广将军就同属于这一李姓，并且与唐皇族同为李重耳的后裔，唐皇族的先祖为李重耳之子李熙，李晟一族的先祖为李重耳之子李抚。因此将李钦归为党项内附显然不能成立。
其次是关于碑主的死因。从碑文得知，李将军是死于作战受伤。而李钦则属于正常死亡。据《忠武先庙碑记》，李钦“情虽数奇，位不充量，将欲实其腹，虚其心，落印绶于尧年，傲烟霞于舜日。琴樽是伴，山月为邻，嗒焉自处聊为卒。”这说明李钦的晚年是解甲归田，赋闲在家，在“琴樽是伴，山月为邻”的日子中度过的，并非受伤不治而亡。
在甘南州博物馆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李风华先生也在《甘南<唐李将军碑>与李钦生平考辨》一文中，通过碑文中“天同姓锡为李氏”“性习风贤苗夏蒂同”“保塞州刺史”以及碑主殁后授“天水郡太守”等有限的字句对碑主为李钦的观点进行了逐一辩驳。
李风华先生认为，当时，洮州一带分布有大量的党项羌族，置保塞州是唐王朝为笼络党项族而实行的“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一种民族政策，保塞州是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由中央任命各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县令，并允许世袭其职。而对于汉民族所在的主要州府，唐政府概不以党项族豪酋充任。而李钦之父祖所任岷州剌史和洮州剌史都是正州剌史，经略陇右之要地。因此李钦不可能有党项族背景，更不可能有任“保塞州刺史”的经历。
另外，隋大业初改秦州为天水郡，唐武德初复曰秦州，天宝元年又改为天水郡。因此可以断定碑主卒年应在天宝年间，而李钦的卒年根据李晟“数岁而孤”的记载，肯定不会超过开元年间。因此，碑中记载的战事应为天宝八年哥舒翰攻拔洪济石堡之役。李风华先生推测，碑主的真实身份应是“陇右同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天水郡太守临潭侯李□□”，是哥舒翰麾下的一位将领，具有党项族酋长家族的背景。
无独有偶，李风华先生的观点与早前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的推论基本一致。《陇右金石录》还收录了现存于临潭文昌庙的洮州钟铭，张维通过对该钟少数可辨的铭文与李将军碑的残文对照考释，发现“钟文叙述多与李将军碑同，考唐书旧传，天宝元年吐蕃破洪济城，八年哥舒翰复拔洪济城，同年攻拔石堡城。当时李将军盖身与其役，故铸钟以纪其勋绩，碑立于殁后……”很显然，张维认为洮州钟铭与李将军碑是为同一个人所立。
至此，除了李宪和李悬，李将军为李钦的可能性也可以完全排除了，那么，这位李将军到底是谁呢？有学者甚至条分缕析地理出了李将军的大致经历，勾画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但始终未能揭开甘南李将军神秘的面纱。
待解的谜团
2015年的多光谱扫描似乎提供了新线索。在碑额“大将军”三字下方，隐约显现“使持节”官衔，这与天宝年间边将体制相符。结合张维先生的立碑时间推断，有学者提出，碑主或是天宝八载（749年）随哥舒翰攻克石堡城的某位李姓将领。敦煌文书P.2555号残卷中“李将军夜袭洪济”的记载，与此碑残文“洪济之战”形成互证。由于碑文中的赐姓和“苗夏蒂同”的内容，结合吐蕃占领时期洮州地区的民族融合，有人认为李将军可能出生在洮州一个党项羌的家庭，或为赐姓李氏的党项酋长。更有人推测李将军可能与拓跋赤辞同宗，是与赤辞一起内附的诸党项酋长之一。
尽管研究取得了些许的进展，但核心谜团仍未破解：这位统领数万将士、获封临潭侯的大将军究竟是谁？是史书失载的戍边名将，还是湮没在时光中的民族英雄？
如今，每当夕阳为碑身镀上金边，那些在风中轻颤的苍苔仿佛仍在等待：或许某天，某卷尘封的遗书，某座新发现的唐代墓葬，终将解开这个延续了十二个世纪的谜题。而这份等待本身，正是历史研究最动人的魅力。
（本文原文来自甘肃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