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关帝活动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祭祀关帝活动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活动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之一。从古代的宫廷祭祀到民间的家族祭祀，从官方的祀典到民间的庙会，祭祀活动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天地、神明、祖先的崇敬之情，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道德教化功能。本文将通过探讨祭祀关帝活动，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中祭祀文化的精髓。

在中华文化中，祭祀是历朝历代都最为看重的公共活动。《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祭祀的目的在于“报本反始”。报本，就是知恩图报，反始，就是不忘根本。人只有懂得感恩，知其出处，才能“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
祭祀，是儒家“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孝”文化的重要基础。孔子以“祭”为“教之本”，“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祭祀“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唐虞之道》古佚文云：“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

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儒家五经之一《尚书》记载了上古时代的祭祀活动，《舜典》云：“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祭祀活动体现了后人对天地、神明、祖先的崇敬、怀念、感恩和传承。《礼记·祭义》云：“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
古圣先贤、家族先祖所留下的优秀家风、家训、家规、家礼，蕴含着丰富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励志成才、修身养德的做人道理和至理名言。通过祭祀祭礼，也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精神洗礼和道德教化，使民风民俗归于朴实忠厚，使民心民德走向良善纯正。
因此，历史以来，无论皇宫村寨，还是城邑边关，只要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都会有庄严肃穆、盛大隆重的祭祀活动。遍布神州各地的佛寺、道观、文庙（孔圣庙）、武庙（关帝庙）、土地庙、城隍庙、龙王庙、文昌祠、昭忠祠、忠义祠、乡贤祠等祠庙，都是古代重要的公共祭祀场所；以及村落中的家族祠堂，家庭中的先祖牌位，行业会馆中的祖师牌位等，伴随各种祭祀活动的隆重举办，构成了古人精神世界的文化图腾。
中国古代祭祀十分讲求礼仪，有完整细致的流程。尤其国家祭祀，作为一项有着众多人员参与的浩大盛典，其内容和形式有着极其严格的标准，并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和管理制度。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其后又有调整，“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
祭祀对象基本是有功德于民者，如天地、日月、山川、河海等，给人类生命带来保障；如圣王、贤哲、功臣、名将等，给民众生活带来福祉，所以人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虔诚祭祀，而神灵则“赐福”、“禳解”，帮助人们趋吉避凶，消灾免祸。

人们祭祀神明，是因为相信神明的存在，神明尊道贵德，要求信众行善积德，乐善好施，以此作为神明赐福的依据。《左传》云：“神所凭依，将在德矣。”古代祭祀活动的道德性，也使得祭祀有了导人向善，促人进取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祭祀关帝的祀典活动，堪称古代祭祀文化的集大成的典范。关帝祀典，既有官方祭祀，也有民间祭祀，既有宗教仪式，也有民间信俗，还有热闹非凡，形式各异的关帝庙会，将中华文化中的各种祭祀仪礼、流程、规制，展现得淋漓尽致。
明代时，京师北京和应天府南京每年四孟及岁暮和五月十三日，皇帝都要派遣官员前往献祭，祭祀礼品亦有严格定数，凡国有大事，也要派官员到关庙向关帝禀告。清代时，祭祀仪礼愈加隆重，雍正五年，关帝祭祀规制一如“中祀”，仪礼与祭祀文圣孔子同般。
民间社会祭祀关帝都有着各种不同的“主题”，如从正月初五迎财神，正月十三降神日，三月廿三纪念桃园结义，四月初八关圣受封日，五月十三磨刀节，六月二十四关帝诞，九月十三金秋祀典……既体现了关帝文化的丰富内涵，也表达了人民对关帝的无比爱戴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