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断代史
《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断代史
《隋唐五代史》是《新编中国史》系列中的一本，由台湾三民书局组稿、大陆历史学家撰写，最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为指导，从统治集团内部的族群划分来解释隋唐历史，突破了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同时将隋唐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编中国史》的出版背景
《新编中国史》共分六册，分别是《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明史》《中国近代史》，每一册的著者都不是同一人，也没有一个主编，可见，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体例，只是开列了书名，由约定的作者自行去写，这样全书也就没有一个统筹的纲要。而不知为什么，这套书里，还没有《元史》《清史》。从它的架构来看，更接近于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哈佛中国史》。
隋唐五代史的历史转折点
隋唐五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就是从古代向近代史转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唐代之前的历史，历史人物太过模糊，与今天更觉隔了一层，而唐代之后，历史人物相对而言，更接近于我们当下现代人的心理境况，所以心里就很关注。那么，为什么隋唐五代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呢？
作者书中就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过程，就是从武则天称帝开始的。（P152）在另一处，作者指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史前后期的分界，从更长时段来看，它也是中国古代史的前后分界（P199）。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运用
《隋唐五代史》作者王小甫在书中重点以陈寅恪与《剑桥中国隋唐史》进行了他的历史构架设置。在《隋唐五代史》中，更为醒目的是陈寅恪历史观的无处不在，作者的立论基础，分析的逻辑，概念的推演，都能很鲜明地看到陈寅恪的近乎是一手遮天的影响。
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集团
《隋唐五代史》提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出于“关陇集团”，所谓“关陇集团”，是“宇文泰以‘形鲜卑、实汉化’政策融合关陇区域内鲜卑六镇族群以及其他胡汉土著，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集团，不但物质上处于同一利害关系，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源之信仰，受同一文化之熏习，此即所谓‘关陇集团’。”（P2）
这样，在阶级论眼里看到的阶级斗争导致的改朝换代，在这种血缘关系考量的观念烛照下，“其实只是政权在同一集团的不同家族间易手换位。”（P3）
作者进一步引申道：“从文化史观看来，李唐取代蜕变的杨隋（主要是隋炀帝）如同为关陇集团清理门户，而周、隋、唐三代更替亦不妨视为宫廷政变。”这一观点来自于《剑桥中国隋唐史》。
在关陇集团之外，作者还认为有一个“山东豪杰”集团，这两个集团组成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武力集团（P34）。这两个集团，在隋末动乱中，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结束了隋炀帝的统治，遏止了他和南方士人协力襄进的文化冒进趋势。
一句话，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联起手来，对付“南方士人”集团，作者用文化分类、地域分类阐述了隋唐时代的动乱真相。
后来武后称帝，在作者看来，是对关陇集团的“致命一击”，而她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山东集团的支持，由此“李唐王朝的统治人群由关陇集团蜕变成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P170）。
全球史视角下的创新
《隋唐五代史》还有一个特出的长处，就是将隋唐的断代史，从两个维度，拓宽了背景幕墙。这分别是：从时间的纵轴上，它将隋唐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轴上进行解析，所以，作者的论述并没有局限于隋唐一个朝代，而是放置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维度上，进行了前后比对，从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的角度，来确认隋唐断代史这一节点前后的中国历史的巨大反差，以此来凸显隋唐历史的特别意义。比如书中安史之乱，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放置在中国历史的长轴上来论证它的普适性，书中认为，安史之乱“实际上又是一轮更为长久的北族文化对中原社会的冲击，直到清代。所以唐史的前后分界也是中国古代史的前后分界。”（P217）
另一方面，就是将当时的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的角度进行忖度与评判，放在全球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考量，尤其是放在东亚历史的轴线上进行鸟瞰式剖析。为此作者专门议论道：“无论是学习隋唐史还是整个中国古代史，视野都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还必须同时对周边族群的盛衰有所了解，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才有可能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才能真正有所发明、发现，从而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或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结论。”（P47）落实到具体的章节中，作者把当时的世界古代分成了东方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并在这一范畴体系里讨论中华文化在世界总体文化中的地位与存在，打破了既往中国通史的封闭性视角，开启了一种从更广博的全球角度俯视中国历史的新视野，这也是本书中真正的给人耳目一新之处。
总结
《隋唐五代史》作为一本标明为“新中国通史”的著作，观点之新是不言而喻的，能够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全新观照。当然新观点、新视野，也是日积月累，层积而成，并不会一蹴而就，这期间有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咬合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同时也看到，作者引用的一些新观点，主要来自于陈寅恪的观点与剑桥史观，用这种观点，作者梳理了一个社会最为重点的政权定性环节（以前是用阶级论梳理），书中的其它部分政治、经济、文化部分，则更多的是很难受制于这种核心历史观贯穿与掌控的素材部分，当然，这其中也贯穿了作者的核心理念，但是，在书中占了一大半的社会文化纵论部分，我们感到，作者并没有用新观点去激活所有的素材环节。还有作者在这本部书的叙述中最精彩的地方，是那些对历史的综合性论述，这些部分打破时空疆域，纵横南北，穿透古今，就像一段基因切片，虽然描述的是隋唐的断片，但却给人一种中国历史的全貌之感。但有的地方，又过分简略，只有标题与梗概，又像是讲课时的笔记大纲，在体例上有一种不谐调之感。当然，如果有机会，希望把这一套中国通史的其它几册也能够通读一下，相信必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