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世俗化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土耳其：世俗化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其穆斯林人口达到了98%。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教与世俗化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也深深影响着土耳其社会的各个方面。
伊斯兰教于公元632年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Islam”这个单词的本意为“服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没有专门的教士组织，教徒们只要做到“五功”（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即可成为合格的穆斯林。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对日常生活具有指导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民众都是原教旨主义，多数为比较松散地遵守某些教义，尤其是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城市中产。在土耳其大刀阔斧的世俗化开始阶段，大多数的土耳其精英都支持土耳其的西化政策，认为宗教是导致国家愚昧落后的罪魁祸首，也总是与贫穷划上等号。
土耳其在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同样选择了西方化，传统的伊斯兰宗教被边缘化，无神论者逐年增多，生活领域逐渐理性化，世俗文明所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使长期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失去了精神上的凝聚力。然而在中下层社会，伊斯兰教依然是重要的认同纽带，它比民族主义有着更为广泛和深远的领域。
在土耳其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博弈中，出现了民主与信仰自由的悖论：二战之后的几年里，民主的概念在土耳其民众中极为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提出世俗主义破坏了极大多数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从而是反民主的。共和国的世俗化政策造成了人民宗教上的无知与宗教认同上的混乱。
伊斯兰主义者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恢复奥斯曼伊斯兰的光荣与传统，拯救土耳其人民涣散的内心。这也正是在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伊斯兰呼声不断高涨的原因。在土耳其，浪漫主义化的西化主义者，主张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联盟优先的伊斯兰主义者，试图树立基于民族性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突厥主义者，以及徘徊于这些主流思潮之外的知识分子，都无法解决信仰缺席带来的道德坍塌、贫困与阶级壁垒等问题，反而使土耳其面临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电影《冬眠》中，通过艾登、妻子尼哈尔及姐姐尼卡之间的冲突，展现了西化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影片开头就是下层租户家的小孩偷砸艾登的车玻璃，小孩仇恨的眼光拉开了土耳其阶级冲突的画幕。艾登的司机希达和小孩的爸爸伊斯梅尔之间脏话满天飞的争吵，以及表面客气、谦卑然而依然在背后咒骂的弟弟哈姆迪，都将阶级的冲突展现开来。
在《冬眠》中，穷人要找回自己的尊严，富人要找回自己的公道。正如租户伊斯梅尔在希达找他理论儿子砸了车玻璃之时，他猛地用自己的拳头砸坏了自家窗户。流血的拳头为他赢回了些许自尊。而艾登的车玻璃被砸了后，再也买不到原装的车玻璃了。姐姐尼卡从伊斯坦布尔买的两只绝版的杯子被仆人洗坏了，又能怎么办呢？
在《三只猴子》中，导演描述了一副道德坍塌与阶级压榨的罪恶图景。政客在深夜开车撞人之后，让自己的司机去给自己顶罪坐牢，承诺出狱后给司机一大笔钱。然而司机在监狱服刑之时，政客与司机的妻子有了苟且之事，儿子不堪忍受母亲行为带来的屈辱感，杀死了政客。与政客的行为相同，司机找到了更为贫困的无家可归的打工者，说服他替儿子去坐牢，作为回报，出狱后他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这种寓言式的故事将土耳其道德坍塌后的乱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小亚细亚往事》中，下层民众在警察口中变成了"会把人抢光，永远都在打小算盘的混蛋"，辅警忧伤地讲述在安纳托利亚广袤大地上必须要拿枪防身的生存法则。信仰逐渐丧失其约束力。交通阻断、电力系统糟糕的村子里，村长说"上天将健康优先赐给我们，水电和别的东西也会随之而来。然而信仰能否能拯救贫困与逐渐凋敞的乡村？
在《野梨树》中，出现了一位支持出版的运输行业的老板。这是个商人气息浓厚的运输行业老板，是市长口中对阅读如饥似渴的人。他假做，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自己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现在比他上大学的同学都更加成功。因为他懂得适应，并且对自己的适应能力感到自豪。
教育有用，但这是在土耳其。当希南谈到自己的作品却没有谈到自己家乡作为特洛伊古战场所带来的荣誉感时，他便斥责：我们应该捍卫烈士和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才是我们被世界关注的原因。他对于希南想要在书中寻找生命的秘密并不关心。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他赞助出版也是为了更好和政府达成协议。他不关心土耳其的灵魂将会扎根何方，他在信仰和西化之间放弃了挣扎，而选择了利己主义。
土耳其下层社会的劣根性与混乱无知，中间阶层的利己与上层阶级的空想，使土耳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进了僵局。伊斯兰教以神为中心，虔诚保守、重视家庭、反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与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冲突是土耳其生活最真实的疼痛，也是社会弊病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