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的“人设”
周瑜的“人设”
周瑜，作为三国时期东吴的重要将领，其形象经历了从正面到负面的复杂演变。从历史记载到文学创作，周瑜的形象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因素？本文将为您详细解析。
在苏轼眼中，周瑜是一位才情、胆识、勇略俱佳的少年英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历史上，周瑜的形象相当正面，不仅文武双全，且擅长音律，时人谓“曲有误，周郎顾”。
可在小说《三国演义》影响下，周瑜的“人设”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作为诸葛亮的“对手”，周瑜显得如此气量狭小，能力不足，嫉妒心还极强。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这一“创造”本无可厚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刻意抹黑周瑜之人，并非“罗贯中”这位原著作者。
从正史到小说：周瑜形象的演变
从正史到小说，由真实转向虚构，周瑜的“人设”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嬗变过程。时代背景的选择，抑或是史学家、文学家的情感取向，都有可能影响到周瑜的风评，而后世围绕魏、蜀两国展开的“正统之争”，便是一个重要因素。西晋陈寿《三国志》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当然以曹魏为正统；而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与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又尊季汉为正朔。作为第三方的东吴政权，本不该参与其中，但周瑜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帮助孙氏成功立足江东，还作为赤壁之战的主导者，与曹操、刘备产生了很深的交集，直接影响到了三国日后的走向。
建安十三年（208），刘表病逝后不久，曹操得蔡、蒯等荆襄大族相助，轻取荆州，蔡瑁等十五人一日封侯。一时之间，长江以南尽皆震动，不仅益州牧刘璋派出使者示好，就连江东内部也出现了以张昭代表的“主和派”。关键时刻，周瑜站了出来，一言定性，将曹操斥为欲篡汉自立的“国贼”，为孙刘联合抗曹，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江东政权本在名位上处于劣势，孙权与刘备达成合作，是想借助后者豫州牧、左将军、汉皇后裔的名位以及其对抗曹操的经历，来为反抗曹操正名。毕竟，“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仍代表着汉廷，孙刘想要名正言顺地与之对抗，打出“清君侧”的幌子再合适不过。
周瑜不仅懂得利用舆论，亦拥有出色的指挥能力，还能巧妙地借用天时与地利。赤壁之战的胜利便离不开“东南风急”这一天气因素。之后，曹操引军自退，周瑜攻南郡、入夷陵、破曹仁、定江陵。与此同时，刘备定荆南四郡，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收入囊中。虽有了立足之地，刘备却夹在刘璋、曹操、孙权之间，步步受限，无奈之下，他只好亲自赶赴京口，拜谒孙权，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但周瑜却上疏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所以他建议孙权将刘备软禁在吴。
从这些经历中，不难看出周瑜的两个身份。首先，他是敢于对抗曹操的先锋，后人论赤壁之战，总绕不开这位少年得志的杰出统帅；此外，周瑜还是季汉政权草创之初的潜在敌人，无论是他对刘备的敌意，还是后来的西进（攻蜀）计划，但凡能实现一次，刘备也无法龙蟠巴蜀。正如王勃《三国论》所云：“周瑜方严兵取蜀，会物故于巴邱。若其人尚存，恐玉垒铜梁，非刘氏有也。”此后，文人基本从“反曹”与“胁刘”两个角度来看待、评价周瑜；但总体而言，周瑜的个人形象是比较正面的。
唐宋文人的看法
唐宋文人眼中的周瑜，无疑值得称道。胡曾《咏史诗·赤壁》曰：“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唐以武立国，威震四夷，万邦来朝，在这种高度自信、斗志激昂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纷纷投身行伍，渴望建功立业，“少小立奇功”的周瑜成了他们吟咏的对象。借周瑜之豪情，“我欲因之壮心魄”，李白《赤壁歌送别》即盛唐文人的心理写照。
若说唐人更看重周瑜的武略，那宋人则多关注他的智谋。“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这首传唱度极高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豪迈如苏轼，也把周瑜想象成了一位气定神闲、风度翩翩、万般尽在掌握之中的儒将。赵孟頫《画赤壁》亦感慨道：“苏子赋成奇伟甚，长教人想谪仙风。”只是，这一形象未免与诸葛亮有所重叠。除《三国演义》对其“智绝”形象的塑造外，民间话本、戏剧亦偏好这种想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在合肥市的安徽名人馆中，就常常有游客把一楼大厅“羽扇纶巾”的周瑜浮雕误认为是诸葛亮。
说来也巧，早在南北朝时，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周瑜与诸葛亮就已产生了交集。《北齐书》载李苗“少有节操，志尚功名。每读《蜀书》，见魏延请出长安，诸葛不许，叹息谓亮无奇计。及览《周瑜传》，未曾不嗟咨绝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瑜与诸葛亮都是“壮志难酬”的代表人物。至迟晚唐时，民间又出现了算山（蒜山）的传说。据说在赤壁之战开战前，周瑜与诸葛亮在京口城外西北的蒜山上商议军事，二人将心中所想均书于手上，摊开一看，写的都是一个“火”字。
诸葛亮分走了原本属于周瑜的荣誉。至南宋以降，随着“帝蜀寇魏”论的宣传，偏安一隅的文人拥护蜀汉的情绪日益高涨，对刘备颇有敌意且作为诸葛亮“对照组”的周瑜，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贬损。南宋著名学者陈普就是一个极端代表。如《咏史下·周瑜》：“乌林侥幸数帆风，便傍吴船向蜀中。刘葛关张无寸土，肯容公瑾擅江东。”在陈普笔下，周瑜的辉煌战功成了一时之侥幸。而在《咏史·蜀先主》中，他更是用“汉业此时如累卵，天公先与杀周瑜”这般尖酸刻薄的语气表达对周瑜乃至江东文武的仇视。陈普的激烈态度恰恰反映出了时代对周瑜的背弃。到了《三国志平话》中，蒜山的故事被进一步演绎，周瑜作为赤壁之战的总指挥，已取代正史中的孙权，成为“草船借箭”的主角。尽管他的功绩与能力没有被抹杀，但因为已经存在的偏见，其形象愈发显得狭隘，业已演变为只知“诸葛侵了我功”的狭隘小人。值得玩味的是，在以《三国志平话》为蓝本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果然“侵了周瑜之功”，成了“草船借箭”的第三代主角。
毛氏父子的扭曲
虽说南宋之后，周瑜的形象开始被扭曲，可以《三国志平话》为蓝本的小说《三国演义》，依然将其定位成一个有血有肉、少年得志的英雄豪杰。最贴近原著的嘉靖本《三国演义》这样介绍周瑜：“其人面如美玉，唇若点朱，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乃庐江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汉太尉周景之孙，洛阳令周异之子。”出场定型是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时的常用手段之一，周瑜甫一出场，便有如此惊艳之感；可以预见，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在未来大放异彩。
嘉靖本《三国演义》中的周瑜，的确是这般形象。他治军严谨，深得士卒爱戴；在临危受命后，又对孙权忠心耿耿。赤壁一役，周瑜身先士卒，坚持带伤作战，并鼓舞将士们：“大丈夫既食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可为吾一人，而废国家之大事乎？”其慷慨激昂、豪迈壮阔的态度，令人动容。《三国志·周瑜传》载：“瑜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由此可见，原著作者不仅没有删去周瑜的杰出表现，反而将其当作典型案例，进一步深化周瑜的英雄形象。
再说到周瑜的心胸，也是与现有形象背道而驰的。孙策去世后，周瑜推贤让能，不仅没有大权独揽，还努力为孙权团结各方，尊张昭、敬程普，原本程普因周瑜年少登位而不服，后来被他的气度所折服：“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日论大事如此，真将材也！吾如何不服！”对待诸葛亮，周瑜没有嫉妒，反而对他毕恭毕敬（出寨迎接，以师礼敬之），并大方承认诸葛亮的才能在自己之上（见识果胜吾），于是向他虚心请教（愿先生教之）。当然，周瑜毕竟是一个少年，所以他也有年少轻浮、遇事急躁的表现；且为了江东基业，他确实对刘备、诸葛亮等人生出了忌惮，并对后者生出杀意：“孔明早已料吴侯之心，又高吾一头也。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换言之，周瑜针对刘备、诸葛亮，并非他没有容人之量，只是站在东吴的立场上，“若欲留之，乃东吴之祸根”，所以他不得不针对诸葛亮等人。
嘉靖本《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一个“配角”，但他的形象却是立体的。他有偏激急躁的性格缺陷，却也慷慨豪迈、恢宏大气、雅致高量。然明代以降，随着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的删改，诸葛亮“智绝”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加之书中好以评语形式对宣扬正统观，周瑜的功绩与亮眼表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
其一，在毛批本《三国演义》中，有关周瑜的正面描写与赞诗几乎全被删除，并通过对目录的修改进一步弱化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主导地位，隐去其本身的杰出才干；其二，周瑜性格中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并将他针对诸葛亮的行为解释为“气量狭小，愚蠢自负”；其三，通过“借东风”“草船借箭”等事突出周瑜对诸葛亮的压迫，并将赤壁之战的主要功劳也转移到后者身上。“既生瑜，何生亮”，至此，周瑜完全沦为诸葛亮的陪衬。
经由毛氏父子删改后的毛批本《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虽然更趋于扁平化，却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于是，“狭隘愚蠢”自此成了世人对周瑜的刻板印象。
本文原文来自云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