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代表团带5美元去埃及卖军火，换回1.67亿美元
1979年，中国代表团带5美元去埃及卖军火，换回1.67亿美元
1979年2月底，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与其他六人组建代表团，赴埃及“卖军火”。军火交易可不是小单子，但我国代表团抵达埃及之时，浑身上下的经费却只有5美元。即便如此，刘国民等七人最终仍带回了1.67亿美元的大丰收，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伴随着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日趋改善，航空工业和军工建设亦被提上日程。为有效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缓解我国军工行业的外汇短缺情况，邓小平于1978年提出中国“再不当军火商就不行了”。次年1月，党中央召开大会，就此事进行了专门讨论。
经会议决定，我国的对外军事援助模式改为“收费”、“以货易贷”和“无偿”三种，这是基于我国外汇现状作出的慎重考量。1978年，我国的总体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军工体系却依然处于落后状态。而采取这一举措，可以有效缩小外汇缺口，让我国军工有缓冲之机。
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遵循中央指示精神，成立以段子俊为首的外事领导小组。1月21日，经国家副总理王震批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航技）正式成立。经过反复分析和研究，中航技主管出口的工作人员得出结论，我国应当先向“第三世界”开放市场。
美苏冷战开启后，世界各国被划分到“亲苏”阵营和“亲美”阵营，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亲苏”阵营的国家很多都刚起步不久，经济实力过于贫弱，并不具备向我国大批量采购武器装备的实力；而“亲美”阵营虽富裕，但对武器要求太高，根本看不上我国。
两边阵营都不能选，一番排除法下来，可以接受我国武器的只有埃及了。从1956年起，埃及便加入了“亲苏”阵营，每年都能从苏联那里获得大量外援。但埃及偏在势头大好之际脑子发昏，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总统萨达特竟宣布同以色列和平相处，不再打仗。
以色列在七十年代是美国重点栽培的“亲美傀儡”，仗着有美国撑腰到处作乱，阿拉伯国家和苏联都对以色列恨到牙痒痒。可埃及明明在中东战争中被打垮了军队，却还是要跟以色列“交朋友”，谁还敢和它合作？于是，埃及被阿拉伯诸国集体“孤立”，苏联也不理它了。
苏联废掉了和埃及的友好条约，撤走了所有专家，埃及的空军装备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先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里，埃及为了收复西奈半岛，空军折损十分严重。眼下失去了苏联援助，孤立无援的埃及政府只能寄希望于中国。
1979年2月，埃及副总理图哈密代表总统萨达特访问中国，针对中埃飞机出口事宜进行洽谈。邓小平接见了图哈密一行，表示中国可以为埃及出口飞机，但图哈密却要求中国对埃及提供无偿援助。面对埃及方面的请求，邓小平并未让步，而是再三强调中方的商谈底线：
“一定要收成本费。”
经过再三协商，图哈密最终作出退让，同意以有偿方式进行交易。接下来，中航技的出口工作人员开始准备起草飞机出口合同，然而如何联系海运单位、运费等一系列问题，又让中航技的众人陷入了困境。但对于中航技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外汇。
既然要去埃及推销本国的产品，外汇必不可少，但外贸部的领导却以“爱莫能助”回绝了。原因是外汇部彼时也资金紧张，几千美元实在拿不出来，最后还是龚瑛将之前出国小组留下的5美元借给了中航技。与此同时，中航技这边也紧锣密鼓，完成了代表团的人员筹备。
此次奔赴埃及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共7人，刘国民任团长，成员有钱家骝、沈永元、伍力、黄建卢贵智和刘明树。1979年2月底，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于3月15日抵达埃及开罗。埃及民航为刘国民等人提供了免费食宿，就这样怀揣着5美元的经费，我国同埃及开启了谈判。
几经波折 拿下订单
谈判刚进行不久，刘国民就明显察觉到埃及在打“小算盘”，这点从代表团刚到埃及时便有所显露。那个时候，埃及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埃及民航只派出个程师简单打了照面。后来在我国驻埃及武官处说明来意后，埃及方面这才将代表团接到旅馆，但问题俨然不止这些。
在谈判过程中，埃及空军装备部部长曾多次强调，希望中方像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为埃及提供无偿援助。原因是，埃及空军在中东战争中损失惨烈，实在无力负担太多费用。看穿了对方想耍小心眼的刘国民，以中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同埃及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不足300美元，埃及已超过1000美元……埃及人民通过英勇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目前年收入已达10多亿美元。我们的贸易方针是平等互利，遵约守信，我们的公司一定会身体力行！”
经由刘国民推心置腹的一番解释，埃及空军不再死咬着“无偿援助”不放，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埃及空军的军官们用惯了苏联提供的战斗机，对价格低廉的歼-6甚是嫌弃。尽管歼-6是曾击落美国战机的最强战斗机，但由于性能和火力落后，仍然入不了埃及的眼。
刘国民见状又作出说明，表示歼-6的使用寿命比一般飞机要长，不管是价格还是实用性都是填补埃及空军空缺的不二首选。但埃及空军始终认为歼-6是“过气货”，说什么也不肯同意花钱购买，谈判因此陷入了僵局。最终，埃及空军宣布暂停谈判，日后再伺机另行再议。
刘国民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再任由谈判停滞不前，中国和埃及的这笔军火交易大概率要以失败收场。为了挽回局面，刘国民和我国驻埃及大使姚广四处奔波，最终同副总理图哈密取得联络。图哈密将谈判情况转告给了副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听后，随即便爽快表态：
“飞机的情况我清楚了，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
在当时的埃及高层，“亲华派”和“亲西派”斗争正激烈，副总统穆巴拉克是赞成购买中国军机的一方。作为前埃及空军司令，他对东西方的航空技术了解通透，经由刘国民介绍后对我国的歼-6表露出了极大兴趣。在穆巴拉克的介入下，埃及空军主动提议，双方重启谈判。
这一次，埃及空军没再乱搞幺蛾子，谈判进行的空前顺利。双方签订合同前夕，中埃人员共同视察埃及空军基地，没想到竟有了意外收获。我方的一名知晓阿拉伯语的谈判人员，在埃及高层谈话时偶然听到，埃及已认可我方报价。正因如此，我国的谈判价格才得以保住。
历时五十多天的漫长谈判后，中国代表团终于走到签署合同的最后一步，结果这时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埃及部门要求我方代表团出示代表政府的国书，代表团一度不知所措。关键时刻，急中生智的刘国民拿着一张印有国徽的座位卡当“国书”，这才保证了交易顺利完成。
1979年5月，中航技同埃及空军正式签订合同，我国向埃及共出售44架歼-6战斗机、5架歼教-6教练机和248台配套发动机。再加上备件供应、发动机维修等杂碎费用，两份合同的总金额达1.67亿美元。就这样，在刘国民等7人的努力下，我国终于接住了这笔大单子。
本文原文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