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阁权和宦权：明代权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皇权、阁权和宦权：明代权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与《澄清吏治：明代的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是近年出版的两部明代政治史的新书，此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举办学术沙龙，邀请两位作者对谈明代政治中的皇权、阁权与宦权，本次学术沙龙由宋晨希主持。本文系部分发言的文字整理稿，内容经发言者审定。
《澄清吏治：明代的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黄阿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方志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两种观点：明代的专制与数目字管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界对于明史有一些主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来自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论述，他认为明代的制度其实是走向了独裁，甚至用“政治恶化”来形容明清时期的制度。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因此，很多上一辈的历史学者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的评价是非常低的。
第二种观点来自黄仁宇，他认为明代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对此，方志远教授表示，黄仁宇先生无疑是学术界的前辈，他的《万历十五年》对这一代大陆学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黄仁宇先生往往是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不断强调“数目字管理”。方教授认为，中国人的管理方式就像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让你稀里糊涂地活，西医是让你明明白白地死。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希望将整个中国都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实际上是现代国家的管理模式。但是，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用西方的现代国家标准来衡量明代的农业国家，似乎不太恰当。但是，这种观点也有其意义，因为明代所处的世界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特别是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中国的南海，但中国仍然在原来的道路上继续行走。
方教授指出，明朝君主制的加强有其独特特点。前期表现为皇帝事必躬亲以展现国家控制力，中后期则表现为皇帝垂拱而治的统治模式。他称之为“以内制外，内外相制”。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庞大的宦官机制来制约外廷的文官和武官，同时外廷也对内廷进行制约。此外，明朝还建立了庞大的监察系统，由低品级的官员构成，形成“以下制上，上下相维”的特点。所有衙门都是相互制衡的，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的权力可以威胁皇权。
黄阿明教授则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回应了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观点。他指出，黄仁宇以研究明代财政经济起家，却认为明清时期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似乎有些矛盾。事实上，在明代中期和中后期，随着一条鞭法改革的推行，特别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国家层面已经开始进行财政会计预算。万历九年完成土地清丈后，万历十一年出版了《万历会计录》，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时代的第一本全国财政预算书。到了清代，更是出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赋役全书，这些都表明中国在财政管理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完善的体系。
明代之害：宦官与党争
关于明代制度的优劣，方志远教授指出，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制度都是在继承中不断变化的。明太祖在拓展势力的过程中，虽然仿照元朝设置行中书省，但其性质与元朝不同。元朝的行中书省是军政一体的，而明朝则是军政分离的。明太祖构建的制度体系需要巨大的精力，即使是他本人也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他让翰林春坊的低品级官员帮助处理奏疏，提初步处理意见，这实际上就是内阁的雏形。
明朝的党争与宦官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方教授认为，党争的根源在于士大夫群体的自我标榜和相互攻讦。宋代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就因标榜自己是君子而引发党争，明代的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宦官问题则更为复杂，历代对宦官的抨击往往带有偏见，实际上很多宦官并非天生邪恶。例如，明朝的少数民族宦官往往表现较好，而汉族宦官中坏的更多。宦官的恶劣行为往往源于自卑和自尊的极端转化。
黄阿明教授补充道，明代的宦官制度与此前的朝代有所不同。内阁制运作时，殿阁大学士不能进入皇帝的生活区，因此需要司礼监的太监作为媒介。宦官拥有皇权让渡出来的批红权，这是其权力的一部分。宣宗时期开始在内廷开设内书堂，对宦官进行系统教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宦官通过内书堂的学习，能够清楚地了解国家制度的运作，其处理事务的能力并不逊色于外朝的士大夫。
宦官外出的问题则涉及内使监的控制能力、宦官个人的放肆以及宫廷财政制度等多个因素。万历年间，万历皇帝让宦官外出采矿、采税，这种做法虽然赤裸裸地与社会争利，但在整个明代并不常见。
总的来说，对于明代的宦官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和个人层面分别讨论，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