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二十八年不上朝考——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制度韧性
万历帝二十八年不上朝考——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制度韧性
公元1582年的紫禁城深夜，万历皇帝朱翊钧手持金冠玉带，将象征勤政的冠冕狠狠砸向地面，碎玉飞溅的声响惊醒了殿外值守的侍卫。这一摔，不仅摔碎了“朕日理万机”的假象，更揭开了大明王朝的生存密码。
答案藏在明朝权力结构的百年演变中，而这场制度变革的起点，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权臣的“恐惧”。
朱元璋时代：废除丞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南京城门楼上，看着被押赴刑场的丞相胡惟庸，冷笑一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
他废除中书省，将六部直接置于皇帝麾下，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二载：“洪武三十年，上御奉天殿，日理万机”，日均批阅奏章200件。
可这份勤劳，终究成了帝国的致命枷锁。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不得不设“四辅官”协助理政。
朱棣时代：内阁和司礼监机构形成
永乐七年（1409年），为解决政务堆积，朱棣选拔解缙等七人入值文渊阁，称“内阁大学士”，但明确规定：“内阁之职，同翰林，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六》）
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司礼监，最初仅为内廷文书机构，负责收发奏章、誊录圣旨等事务。
仁宣宗时期：内阁制与司礼监权力确立
明仁宗正式将文渊阁大学士定为常设辅政机构，赋予“票拟权”（代皇帝起草诏书）。杨士奇成为首位内阁首辅，标志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协作模式形成。
明宣宗时，赋予内阁“封驳权”，可驳回不合理的诏令（如1429年驳回宣宗增税奏章），内阁渐成分担皇权的工具，皇帝“凡有政事，与群臣面议，至晚退朝，始令内阁拟票”（《殿阁词林记》）。
与此同时，司礼监开始参与“票拟”（内阁草拟诏书）后的“批红”（皇帝朱批）。
正德年间，刘瑾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获得批红终审权，形成对内阁票拟的制衡。
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形成“对柄相权”的格局，双方互相牵制。
内阁制已演化为精密的国家机器：大臣将奏章经通政司汇总，送内阁“票拟”，由司礼监“批红”，在传到六部执行。紧急事务（如边关战报）可“径发内阁，即拟即行”（《明会典·卷二百十三》）。
在这种制度下，文官集团以首辅为核心，通过“票拟”主导政策制定；宦官集团以司礼监掌印太监为首，以“批红”权监督制衡。
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终于撕下“改革傀儡”的面具。他开始疯狂试探制度的底线：
连续三年不上朝，将奏章“留中不发”；与文官集团爆发“争国本”之争（是否立太子），万历二十年开始拒绝临朝，直到他去世的万历四十八年。
明代皇权与文官集团形成了特殊的权力平衡机制。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万历的怠政，恰似一场制度压力测试——大明官僚系统已成熟到能脱离皇帝独立运转。”
然而，权力制衡机制逐渐失效——魏忠贤利用司礼监的‘批红权’铲除异己，崇祯帝则因怀疑所有内阁首辅而亲手摧毁制度信任。最终，当制度沦为野心家的提线木偶，再精妙的设计也难逃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