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建信誉才能阻止战争？这样想会适得其反
美国重建信誉才能阻止战争？这样想会适得其反
美国的国家信誉正在遭受质疑。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局势，从越南战争到叙利亚化武事件，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需要通过展示决心和实力来重建其国家信誉，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本文将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国家信誉的本质、建立方式及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一个国家会因为出了名的软弱而遭到攻击吗？许多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推断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缺乏出兵决心后，才于2022年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俄罗斯2014年并入克里米亚，2018年涉嫌“在英国毒杀一名叛逃间谍”，西方国家仅仅施加了毫无杀伤力的制裁。接下来是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仓皇混乱地撤军，似乎进一步暴露出华盛顿的缺乏决心。
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称，俄军的进攻是为“测试西方的决心”。如今许多人同意，为了向俄罗斯证明自己的坚定决心，美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冒着核战争风险的升级。
但华盛顿表演舞台下的观众远不止普京一人。在世界各地，美国的信誉似乎正不断遭受质疑，美国的对手正在挑战其霸权，盟友则担忧华盛顿是否会伸出援手。特朗普有可能再度当选总统并奉行更加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只会进一步增加盟友的焦虑。
在中东，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发动“恐怖袭击”后，面对美国要求保持克制的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复地表示不屑一顾，而伊朗的代理人势力正肆无忌惮地袭击美国目标。
在全球南方，美国艰难地试图说服各国在一场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斗争中站在自己一边。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今年2月份接受《外交事务》杂志采访时感叹道：“似乎已经没有人会害怕我们（美国）。”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去年9月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形容美国是一个“失能的超级大国”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美国的过错——美国实力与决心在世界上的信誉曾经坚如磐石，如今已碎了一地。能否恢复这一信誉取决于美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等合作伙伴。这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表现，如果它优柔寡断，其对手就会有恃无恐，其盟友将被抛弃。
长期以来，各国领导人都高度关注一个国家的信誉（即在国际社会面前言出必行的可能性）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威胁动用军事力量时。为了捍卫关于动用武力的信誉，华盛顿不惜参与或发动在朝鲜、越南与伊拉克的战争。然而，在“国家信誉很重要”这一共识的背后隐藏着诸多不确定性：如国家信誉是如何建立的，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着国家间关系，以及如何在避免冲突升级或引发不必要战争的前提下维护与重建国家信誉？
过去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研究国家信誉的热潮，尤其是针对“关于动武决心的信誉是如何建立的”这一主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维持一个“有决心动武”的国家信誉对于威慑对手与安抚盟友同样重要。
但这也表明，领导人对本国信誉的影响远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大。毕竟，一个国家的信誉取决于旁观者的看法，取决于对一国对手复杂心理的盘算。信誉是关于信念的信念，几乎无法被人为操控，其影响应该引起美国决策者的重视：“美国重建国家信誉的努力代价高昂，容易遭到误读，甚至会适得其反。”
对决
当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纳粹德国在1938年同法国、英国达成《慕尼黑协定》后，“信誉”（credibility）一词进入了国际关系的词典。它指的是那些对希特勒表现出绥靖倾向的领导人所缺乏的东西。“决心”——指一个国家在危机中坚持捍卫本国主张的意愿——只能算是“信誉”的一个组成部分；物质实力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冷战的到来，维持一个“有决心动武”的信誉越来越占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理论家主张，考虑到美国当时为保卫遥远盟国新作出的承诺，美苏两大对峙阵营开展的全球斗争以及核冲突等攸关存亡的风险，维持信誉是威慑与战胜苏联的关键元素之一。谢林在1966年写道：“面子是少数几个值得（大国）相互争夺的东西之一。”
谢林开创性的理论工作塑造了冷战时期多位美国总统的理性主义思维。他强调，一个国家对任何一场危机的回应都与未来的潜在危机存在关联，哪怕这些危机的类型完全不同，因为对手会假设该国的行为具有连贯性。这一假设表明，大国间的相互威慑取决于向对手发出清晰无误的信号，并维持先前做出的承诺。
在冷战时期，这样的假设推动了美国执行遏制战略，将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支那半岛等边缘地带。虽然美国在越南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利益，但时任总统肯尼迪与林登·约翰逊依然认为，美国动武的决心在越南面临考验，于是他们不断被卷入在南越抵抗共产主义力量的战事中。
肯尼迪（右）与约翰逊（左）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大幅升级了对越南的军事介入
冷战结束后，第二波学者开始质疑，有关一国动武决心的信誉是否根本不重要。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认为，既然大多数国际关系的困境都被纳入了新的考量因素与独特的利害关系计算，在预测一个国家未来的行为时，分析“当前的利益与能力”要比研究其过往行为更重要。乔纳森·梅瑟（Jonathan Mercer）认为，关于国家决心的信誉很难建立，且本质上具有主观性：各国领导人更倾向于相信其对手是意志坚定的，而盟友是意志薄弱的。
冷战后的这一派学者认为，由于一国对其它国家信誉的判断是主观的，信誉似乎也不太能预测当下的国家行为，因此并不值得努力去维护。当美国陷入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漫长战事后，这一派观点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拖延这两场战争，是否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国家信誉——以及华盛顿是否真的能从维护动武决心的信誉中获得任何好处。
2013年，西方指控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越过了美国政府设置的红线。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自己没有做出攻击叙利亚的决定辩护：“最糟糕的动武理由就是向某人投掷炸弹，只为证明你愿意下决心向某人投掷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