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易经》：共时性原则与预测，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
荣格与《易经》：共时性原则与预测，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
荣格对《易经》的研究，不仅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他的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证明了《易经》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智慧结晶，也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宝贵资源。
荣格与《易经》：共时性原则与预测，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帮助分不开。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方学者中，像荣格这样理解《易经》并深受其影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荣格关于《易经》的论述，非常值得心理学和哲学工作者关注。
荣格认为，同时性现象不属于因果关系，“但他们之间必定存在着别的某种联系”。就是说，同时性现象的出现一定有它的根源和道理。对此，荣格没能给出周全的实证性的解释。然而这些并行的系统毕竟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没有因果联系，所以这种等价意义的平行关系只具有概然性质。上帝在创造单子时已事前规定，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保持一致与同步。这就是所谓的“预定和谐”。这就是说，观察者只有通过坚定诚信的心念来实现卦与事的契合，此乃“唯一法门”。
同气相求与同时性：中孚有缶，终来有它，吉
《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象指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本为自然之象，却能显示人事的祸福吉凶。圣人力求找到其间的联系，从而由天象测人事。但天象现人事吉凶，显然不属因果范畴。荣格说得很对，《易经》作者关注的不是因果必然性，而是“同时性”。类似的论述也见于其他一些中国古代文献。如《中庸》写道：“至诚之道，可以前如。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著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乾》）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汉儒董仲舒也说：“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jiao）然也……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同气相求”“同类相动”这种运动形式实质也就是“感应”。《咸·彖》说：“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封艮下兑上，艮为刚，兑为柔。这里所说“二气”，指由艮兑二卦所代表的刚柔二气。但即使阴阳刚柔相感，也必须以和谐同气为前提，否则就不能相感。否卦坤下乾上，示天地阴阳在某些时境塞而不通，闭而不感。《易传》所说的“感应”，概括的内容很广。天地万物，只要气类相同，则相感应。感应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一种形式。事物因气类相同而发生感应，但由于事物自身的性质不同，感应之后所生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天地感应则聚合，聚合而交通，交通而生万物。圣人以自己的善良、和顺、智慧之气，将万民心中潜藏本有的同类之气感召出来，从而天下安泰。这也就是为什么圣人“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的道理。感应虽然先感后应，但因为是同类相召，相互合作的关系，所以，不属因果律范畴。荣格揭示的同时性现象，与《易传》所说的感应关系相通，应该属于感应关系之列。
在《易传》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上帝的“预定和谐”。但是，《易传》认为天地万物为太极所生，以阴阳为本，宇宙从根本上是和谐统一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尽管万物“各正性命”，但是它们同由乾道予“正”，因而能够“保合太和”，相互合作、相互映照，以各种方式，在各种水平上相互沟通。
既然在“同气相求”的作用下，“天垂象，见吉凶”，“变化云为，吉事有祥”，那么由此可以想象，世界万物的每一次变动，人事的每一次升沉福祸，都必定会有许多与之具有等价意义的另一些事物相伴而生，如果把它们联贯起来，则会织成一个变动着的可以相互映照、相互解说的“网络”世界。圣人正是受此启发而“象之”，“则之”，从而创造出八卦六十四卦和一套占筮的方法。《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易经》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辞就是一个与宇宙万物生化具有等价意义的象征性模型。
为了了解和预知事物的变化，固然可以去寻找和辨识那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祥祯兆，但是既然能够将万物的复杂变化模拟成六十四卦，如果再能够通过诚静的起卦过程将其激活，使它依照同气相求的原理真的“运转”起来，与现实变化相对应，从而实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那该多么方便。
《易传》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创制《易经》的圣人正是这么做的。《系辞上》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熟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有事问《易经》，则有问必答。注意：“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这“如响”表明，之所以能够如实回答所问，不是上帝或其他人格神的恩赐，是依据了“响之应声”的道理，也就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易经》这部书，就其本身是死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但是经问卦人借助起卦过程的感通，它就可以“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关键在起卦的过程要能够感通，才能摇出与所问之事相对应的那一卦那一爻。
《易传》解释起卦为“感”，将四十九根蓍草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系辞上》。这些动作都是 “感”的过程。“感”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同气相求”，将可与所问事对照起来的卦爻找出来。所以，表面看起来，即以机械运动、物理运动的观点看，揲蓍是偶然、随机的动作，但如果从“气”的观点看，起卦并非随机，亦非“神启”，而是“同气相求”的“感应”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系辞上》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气的作用无形迹可察，其速度之快无法计数，故称其为“神”。可见，感和应虽分先后，但几乎是同时的。既然揲蓍是一个“感应”过程，因此，不是随便什么人，也不是在随便什么情况下都能起卦灵验。问卦人能不能将提问的“意念”联通自己的“潜意识”，再通过“气”感应揲蓍过程，通过揲蓍找到与所问事相符的卦爻，是需要一定严格条件的。
揲蓍
揲蓍是一种古代问卜的方式，也被称为“大衍筮法”或“蓍草揲蓍法”。它是《易经》中唯一记载的一种最为古老的筮法，用于通过一定的数学计算和仪式来预测吉凶或做出决策。揲蓍法的核心在于使用蓍草，通过特定的操作步骤来得出数字组合，这些数字组合随后被解释为阴阳卦爻，进而结合《易经》中的卦爻辞来判断吉凶或作为决策的参考。
揲蓍法的操作过程包括多个步骤，其中涉及将蓍草分为两组，每组保持基本相等的数量，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计算和“挂一以象三”的操作，最终得到一个数字组合。这个数字组合随后被用来形成一卦，每一卦由六个爻组成，每个爻可以是阳爻或阴爻，从而构成六十四卦。这些卦象和爻的变化代表了不同的意义，通过解读这些变化，可以预测未来的吉凶或为决策提供指导。
揲蓍法不仅是一种数学和哲学上的成就，也是古人对宇宙和自然规律理解的一种体现。它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索和思考，试图通过自然现象和数学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人事的变迁和发展。尽管现代科学已经提供了更为精确和可靠的预测方法，但揲蓍法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仍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被视为一种智慧和文化的传承。
荣格对《易经》研究的巨大贡献
荣格是一位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他对于《易经》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晚年，他曾经公开宣布，《易经》是伟大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荣格对《易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与中国学者卫礼贤的相识相交的影响。卫礼贤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曾经帮助荣格翻译《易经》，并将《易经》的意义介绍给荣格。
荣格通过对中国思想中有关自然界因果及非因果关系的研究，确立了共时性为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共时性是指在时间上没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发生的同时性现象，这种现象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荣格对于心理发展过程(自性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思想。他认为，《易经》中的答案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些答案能够指导人们理解心理发展的过程。
荣格则根本否定了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的观点。他所说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是指建立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认识选择存在根本差异，它们是产生不同科学形态的基础与原因。荣格的《易经》研究，对他的心理学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将《易经》的共时性原理应用到心理学中，提出了关于人类心灵的全新见解。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也为心理学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总之，荣格对《易经》的研究，不仅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他的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证明了《易经》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智慧结晶，也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