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货币战争”，皇帝和权贵们的拉锯战
西汉初年的“货币战争”，皇帝和权贵们的拉锯战
西汉初年的货币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状况的变迁，更折射出皇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博弈。从刘邦时期的开放铸币到汉武帝时期的中央集权，每一次货币制度的调整都与当时的政局紧密相连。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金融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保持金融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真正的独立，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古以来金融和政治的关系便是密不可分的，几乎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今天我们就通过西汉初年的一系列货币政策的变革，看一下金融和政治的关系，以及金融对政治的影响。
自刘邦建立西汉到汉武帝元鼎四年，西汉政府在八十年间，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多达十一次的调整，这在历代都是很少见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西汉政坛的变化密切相关。
西汉刚刚建立的时候，因为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非常的凋敝，物资异常匮乏，货币供应量不足，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刘邦下令放开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己铸钱，以此来增加货币的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
当然这只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其实这一政策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
刘邦
首先，汉是打着反秦的名义建立的，所以什么事情都与秦朝反着来便是汉代的政治正确。
当年刘邦初入关中便"约法三章"，宣布废除秦的一切苛法弊政，凭此笼络了人心，建立了基业。而秦朝法律是严令禁止民间私自铸钱的，所以为了政治正确这项法律必须废除。
其次，西汉初建时，整个国家的局势仍十分严峻，异姓诸侯王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还相当强大。
放开禁止铸钱的禁令，也是为了笼络豪强，争取豪强支持，毕竟豪强是民间铸钱的主要力量，平民百姓哪有实力干这活。
但是，这种为笼络豪强而放开禁令的政策，又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虽然西汉政府对铸币的形制、重量有着统一的标准规定。
然而，有着统一面值的铜钱，含铜量越低、钱愈越轻则获利越多，所以虽然西汉政府规定铜钱的重量为三铢。
可是，民间实际所铸铜钱基本就没有三铢重的，有些心黑的连一铢重都没有。
铜钱含铜量不足和重量不足，必然导致铜钱的贬值，其结果便是反而加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众所周知，汉初物价飞涨主要是连年战乱导致的，但是铜钱的贬值无疑也对通货膨胀的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必然是要影响国计民生的，而且这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所以，等到刘邦去世，吕后掌权时后，便有开始进行钱法改革。经过几年的发展，西汉政权已经站稳脚跟，所以朝廷便毫不犹豫地将刀子砍向勋贵豪强。
吕后开始下令严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私自铸钱者论罪当死，从而由政府垄断铸币权，将铸钱的收益收归国家，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也是西汉政府对铸币权由分散走向集中的第一次尝试，表现出国家垄断铸币权的政策意向，这也与当时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
在吕后执政的这八年时间里，吕后的政治举措主要集中于削弱诸侯王和功臣列侯们实力，企图使西汉的政权走向中央集权制，由国家垄断铸币权正是为了配合上述政策。
但是，随着吕后的去世，功臣列侯们联合刘姓诸侯王实现反扑，将吕后的政策统统打倒在地，这也是为什么吕后名声差的原因，而其禁止私自铸钱的禁令自然也被废除了。
其后，势单力孤的汉文帝，被功臣列侯们推上皇位。之所以推举他上台，主要是因为汉文帝势力弱小，便于控制。
虽然后来汉文帝扮猪吃老虎重新掌握了大权，可是其毕竟是以藩王的身份登上皇位，威信不足，对于整个功臣列侯集团不得不采取优容安抚的态度。
所以在整个文帝时期，完全放开了禁止私铸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前面我就说过，平民老百姓是没有实力铸钱的，能铸钱的都是些权贵和豪强。
文帝时期相对吕后时期来讲，是功臣列侯和诸侯王势力的反弹时期，迫于无奈，文帝只能在金融方面让利妥协，以换取这些实力派的支持。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时候，新上任的领导者便会通过金融的手段，来换取实力派的支持，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而文帝自己也通过自己宠臣邓通来铸钱，以此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实力。所以后世认为汉文帝仅仅是因为宠幸邓通，而让其广开铜矿，制“邓通钱”，是太小看汉文帝了。
邓通更像是帮助皇帝敛财的白手套，所以其才会遭到权贵们的污蔑和报复，毕竟邓通可是帮助皇帝跟他们抢夺最挣钱的生意，能不招人恨吗。
毕竟在这场私自铸币狂欢中，受益最大便是那些权贵及豪强，和少数与官府相勾结的巨商，当年七王之乱的主谋吴王刘濞，便是依靠铸钱发的家。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复苏，文帝一系的皇帝也逐渐坐稳皇位，中央必然要会将刀尖指向地方，进行一系列的中央集权，而金融首当其冲。
景帝在平定了七国之乱，树立起中央的权威后，便立马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止民间私铸钱币，将铸币权收归政府。
而等到汉武帝掌权，中央已经完全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地方已经无力反抗中央。
于是，从建元元年开始推行三铢钱，到元鼎四年五铢钱的确立，在短短的二十余年，汉武帝先后进行了六次钱法改革。
汉武帝先是改进钱币的铸造工艺，增加了盗铸的难度，将确立铸币的标准形式。然后又通过 造皮币与白金币，大肆掠夺地方诸侯的财富。
汉武帝规定用白鹿皮制定的皮币值钱四十万，并强令王侯宗室朝觐时必须贡纳。白金币分为三品，分别值钱三千、五百与三百。
这种严重超出货币本身价值的产物，其真实目的便在于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诸侯势力。
此时的货币政策已经完完全全沦为敛财的工具，汉武帝其后的几次货币改革，也都是主要是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来进行的，以满足其修建园林和攻打匈奴的花费。
毕竟直接增加税赋很容易引起百姓的反抗，而通过超发货币和发行虚币的方式，却可以悄无声息地向社会掠夺财富。
其后，汉武帝更是直接将主要的铸币材料——铜，进行国家垄断垄断，民间不得开采，从根本上彻底杜绝了民间的私铸。
并由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进行管理，由此，五铢钱作为汉代法定货币最终确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西汉初年的历次货币改革，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几乎是相辅相成的，当中央势弱的时候，便会对地方放开铸币，一旦中央势大，便会将铸币的权力收归中央。
经过几代帝王的反复拉锯，最终在汉武帝时期，皇帝取得最终的胜利，将铸造钱币的权力彻底收归中央，与之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地方势力的政治打压。
归根到底，无论古今货币的发行一直是国家的命脉问题，谁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