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导师”被叫做“老板”……

当“导师”被叫做“老板”……

知网上，一篇名叫《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的硕士论文，下载量达到了惊人的6.9万。
当前，导师和研究生间的关系愈发冷漠化、利益化、紧张化和简单化。
“感谢我导让我毕业之恩”和“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傅说出来就行”，成了最能代表两边心声的句子。

“我导”只是一个表面称呼，私底下，研究生们更愿意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并自嘲自己是学术农民工、免费劳动力。
从研究生入学到博士毕业乃至未来工作，导师这一角色几乎贯穿学生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然而，作为我国科研工作的主力军，研究生导师本身承担着繁重的科研工作，需要指导的学生多了，能够分配给每个学生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挂而不导”、“招而不导”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份调查报告里无情地指出，有43.2%的研究生与导师每个月只交流1~2次，甚至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一学期都没有与导师见过面。
“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后宫没有子嗣的妃子。”
当前的学术评价方式盛行“以论文论英雄”，在强调科研成果又快又多的评价体系下，面临着巨大科研压力的导师会不由自主地向学生转嫁压力，重“使用”而轻视培养，不良的学术生态由此而生。
一旦与导师在课题方向、工作量、署名权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产生矛盾和分歧时，在导师掌握着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学生也只能被动接受导师的支配和命令。
权力和义务
“在研究生指导方面，本人以前从未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交由课题组青年教师指导，往后也不会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交由他人指导，本人名下研究生的指导将全程亲力亲为。”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的吕震宙教授走红，个人主页上的这段话被让无数人破防，“我怎么没有遇不上这样的好导师？！”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和培养类型变化，原本再正常不过的“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已成为奢求。
有的导师科研任务重，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将项目任务摊派给学生，却只给他们微薄的报酬；有的导师要求学生拎包、打杂、买饭，拿论文、毕业来“卡”学生，甚至是接送自己家的孩子，兼职保姆、司机和家庭教师……
师生关系异化为“压榨式”、“雇佣式”的主仆关系，引发的系列悲剧事件时时见诸报端，让人叹息。
也难怪有网友感慨：“研究生最开心的，只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和毕业的那天”。
把权力收进笼子里
能否碰到一个尽心尽责的导师，始终是一个概率性事件，靠运气，拼人品。
2017年，时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蔡茂华发表的论文《大众化教育下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调查与分析》中指出：导师认为师生关系中，师徒关系和家长与子女关系是主要关系，占70%以上；研究生认为师生关系中，普通师生关系和老板员工关系是主要关系，占50%以上。
导师和学生间的代际沟通以及视野差异，都让两方沟通变得困难。在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前，某种程度上双方都是在“开盲盒”。
站在导师的视角上来看：
“读研期间，虽说自己的身份还是一名学生，但是把自己看成一名公司员工会更合适。在现在的科研大环境下，导师需要拉项目、找经费，去养活课题组学生，我们课题组一年花在学生身上的钱就在300万以上，包括学生工作和试验投入。这就要求学生必须要有产出，完成项目、发表论文，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导师以成果为基础才能去申请更多的项目，拉进更多的经费。这样，雪球才能滚起来，导师和课题组才能日益发展、壮大。”
“曾经有研究生导师向我倾诉，他的学生中有的只是想要一张文凭，对他们提出更高的学业要求，他们不愿意。有些可能就是为了就业，导师就要考虑怎么样结合学生的学业和平台的就业，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传统意义上的导学关系，多了几分社会和现实意义的考量。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学生始终是弱势的一方。
大到研究方向、论文撰写，小到“要不要实习？”“周末是休息还是继续到实验室报道？”，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随时都有被激发的可能。
种种问题均牵涉导师权责认定的问题，我们高校导师经常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该有的权利没有，不该有的权利却过大。
导师客观上，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从申请助学金到论文开题，大事小事都需要导师签字。就算遇到导师的不合理要求，学生也无力反抗。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在学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了388万人。
全国拥有博士点的高校并不多，147所“双一流”高校就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名额，承担了全国超过80％的博士生培养任务。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如何让这些人健康成长为我国科研技术的新一代主力军，值得我们深思。
2020年，教育部曾下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其中就要求导师要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等，对导师的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划下了清晰的红线。
而这些精神如何落地，需要各高校去探索具体的措施。
无论如何，用真心换真心，方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