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奇才”张荫麟和他的《中国史纲》
青年“奇才”张荫麟和他的《中国史纲》
张荫麟，这位被誉为“奇才”的史学家，虽然英年早逝，但其著作《中国史纲》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张荫麟，字无字，号素痴，亦常以此作笔名。他1905年11月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官宦之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于三年级肄业从事写作，半年后，其在《学衡》杂志第21期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此文，在清华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梁启超本人亦非常赞赏。
1924年6月，张荫麟发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获得众多好评。
后来，张荫麟继续其在清华的学业，前后共7年时间。当时，他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等，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
张荫麟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
1929年，张荫麟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第二年，以公费委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他在那里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但未及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因此提前回国。
张荫麟1934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讲师。同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程。
1935年4月，他应民国教育部之约，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上古篇）。此书虽为高中教材，但书中尽显其功力与学识——取精用宏，引人入胜。
贺麟先生对此书大加赞扬，称之为是张荫麟的“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赞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而不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短期南下浙江大学讲学。后一度在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张荫麟春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被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担任顾问。但他想对抗战有所实际贡献，不愿当只资清谈的顾问，于是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
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同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
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主编。
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月刊，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有些学生被当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给予保护。
不久，他罹患肾炎，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
张荫麟比顾颉刚小12岁。但其很早就开始质疑顾的史学观点和方法。比如，对于顾颉刚研究《诗经》，提出东周以降，先有禹后有尧舜，张荫麟质疑说，《诗经》是文学，没必要一定要提尧舜禹；而且，《诗经》也不是总史，遗漏哪个人物都正常。顾颉刚从容大度，将张文章均收入自己的《古史辨》一书。其实，张荫麟并非不重视顾颉刚的成果。在《中国史纲》里，采用以殷商做开篇来讲述中国史。
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里，对张的《中国史纲》倍加推崇，认为此书在当时大量涌现的通史著作中，是“较近理想”的一部。
他评价《中国史纲》说：“张荫麟先生亦以极简洁的笔调，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不加脚注，不引原文，使有井水处，人人皆于史事。汉以前由张氏自撰”。他说，此书虽名《中国史纲》，但至“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戛然而断，这是因为“张氏英年早逝”。他对此表示无比惋惜。他表示，“甚盼”其他先生能本其书体例，完成其志愿。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的“自序”中说，“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年来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就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地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成果”。
此书的第一章，题目是“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第一节，即论及“商代文化”。在以“商代文化”作为全书的开篇以后，作者返回头来，在第二节述及“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张荫麟说，这是因为，“严格的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商朝，略当于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中叶。本书即以商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
张荫麟认为，商朝以前的历史，“关于夏朝，我们所知，远更模糊，例如夏朝已有没有文字？有没有铜器？其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政治组织与商的异同如何？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大要如下......”。而“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后来历史的外表，颇有关系”，诸如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及启践帝位（一说益和启争位，为启所杀）等。而“一位值得提到的传说中重要人物”黄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时代虽在尧舜之先，他的仁德却似在尧舜之后，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如此等等。因此，商朝以前，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神话传说时代，与“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商朝"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
这里，他痛快地接受了顾颉刚的见解。
王焕鏞先生在《张君荫麟传》中说，张荫麟的中国通史研究工作，“及为史， 虽皆旧闻，独运以深湛之思，清新之笔，不以例证厕之，其体号严洁”。是“自任公（注：指梁启超）没，二十年来，无此作也”。
不少史学家认为，《中国史纲》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1年，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首次石印《中国史纲》500册。1942年再版。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2001年又第二次印刷。国内各种版本骤多。王家苑在《中国史纲导读》中说，虽然这位三四十年代被誉为学界“奇才”，并颇负盛名的史学家张荫麟的名字，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感到陌生了，但这部“久违了”的书竟在三年内二次印刷，且购买者众，说明直到今天，此书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且拥有众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