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基础概念：玄学、贵无、名教与自然、唯才是举

中国哲学基础概念：玄学、贵无、名教与自然、唯才是举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其中的玄学、贵无、名教与自然、唯才是举等概念，不仅是古代哲学家智慧的结晶，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钥匙。本文将为您详细解读这些哲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背景。

玄学

在中国哲学中，“玄学”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为人知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研究玄远幽深学问的哲学思潮，当时亦称“玄远之学”。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一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玄”即指“道”，它超乎事物形质和经验之外，幽深微妙，高远莫测，对事物起支配作用的终极始基。

《周易·系辞上》中提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指无形无体无质的道，因此将形而上学称为“玄学”。近代“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丁文江认为，“玄学”研究的是“不可知的，存而不论的，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始终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而同是强不知以为知”。

贵无

“贵无”是魏晋时期一种以“无”为世界本体的哲学思想，与“崇有”相对。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老子》提出的“有生于无”的命题：“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魏晋玄学家何晏、王弼等人对此进行了发展和发挥。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何晏也说：“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西晋时期，裴頠在评述玄学贵无论特征时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王弼还从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方面来论证“贵无”，认为“无”是本，是母，是体；“有”是末，是子，是用。“有”依靠“无”才能存在，“无”是世界的统一性，“有”是世界的杂多性。

名教与自然

“名教与自然”是魏晋时期政治伦理思想领域争论的中心议题。名教，亦称“礼教”，以封建等级名位及其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礼义教化，渊于孔子“正名”主张，为儒家所倡导；“自然”，即道家老庄所主张的自然无为之“道”。魏晋时期，“时俗放荡，不尊儒术”，名士多“祖述老庄”，崇尚“自然”。“遂令仁义幽沦”，殃及名教。而门阀士族出于统治的需要，又必须维护名教。于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伦理思想的主题。

王弼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从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立论，“无”即“道”，其性为“自然”。认为“自然”与“名教”是“母”与“子”或“本”与“末”的关系，“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因而要维护名教，不能靠弘扬名教本身，必须“守母”、“崇本”，“顺自然而行”，使民返朴归真、无知无欲，才能“存其子”、“举其末”，达到“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嵇康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压抑人性，违背自然，“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意在反对虚伪的名教。郭象从物各“自生”、“自化”的“独化”说出发，认为物各“自己而然”，亦即“天然”，“非为也”，“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提出“名教即自然”的主张。把“名教”与“自然”合而为一。

自王弼到郭象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论争，反映了儒道互补的历史过程；而玄学对于道家哲理的改造，为纲常名教提供了精致思辨的理论基础，把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以后宋明理学伦理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唯才是举

“唯才是举”是曹操提出的人才选拔理念。东汉末年，曹操初秉汉政，为了广罗人才，发布《求贤令》、《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即《孟德三令》等一系列渴望求贤的诏令。曹操引古明今，强调“贤人君子”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主张，重点突出“士有偏短”、“举贤勿拘品行”的见解，选士用人不可求全责备。

他认为，不论出身微贱、负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是仇人小吏，甚至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统在举荐之列。他还举商代的伊尹、傅说，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吴起，汉初的萧何、韩信、陈平等人为例，以说明君王必须“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之理。但他也认为，最理想的是“高才异质”的“至德之人”。说明他在倡导“唯才是举”的同时，依然注重德才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