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是吾乡：海明威的二十四次西班牙之旅
心安是吾乡：海明威的二十四次西班牙之旅
“除了祖国之外，我爱西班牙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厄内斯特·海明威这句名言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只是一句客套，但真正了解他和他作品的人都清楚，绝对是诚挚之言。如果说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公园作为出生地是海明威地理意义上的故乡，那么西班牙大地一定是他的文学和精神故乡：他的斗牛之爱、渔猎之趣、战地之旅乃至灵感之源都在于此。
海明威与西班牙结缘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尽管众所周知彼时他是在巴黎叩开的文学之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把巴黎称作一席“流动的盛宴”：新婚燕尔的他以《多伦多星报》驻外记者身份在这里访师问友，谈文论画，用简短有力的字句在新闻报道中奠定自己的文风基础之余，也完成了从记者到作家的华丽转身；但绝少有人知道的是，这席盛宴的发端和食材是在西班牙。正如我多次走出瓦伦西亚火车北站，也只是在不经意间路过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酒店（Hotel Reina Victoria）时，才想起原来这里就是海明威1925年写下Fiesta最初六个章节的地方——没错，“节庆”一词的西班牙语，因1924年7月第二次潘普洛纳圣费尔明节之行才有的写作灵感和素材，最后用时2个月辗转5个城市在7个本子上写下的8万多字被改名为《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出版并载入文学史册。
1913年开业的维多利亚女王酒店
倘若把海明威一生总计二十四次西班牙之旅按照时间阶段进行划分，1923年至1933年的游历可算第一阶段。十年内海明威先后前往西班牙十五次，逗留时间从一天到92天不等，足迹从北部的潘普洛纳、萨拉戈萨，到中部的马德里、塞哥维亚，到东部的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再到南部的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几乎遍布全国。相比较92天的流连忘返和乐不思归而言，一天的来去匆匆也恰好从侧面说明他从没把这里当作他乡。
1923年6月1日，海明威头一回从巴黎乘火车前往西班牙时，应该也不会预料到次月的首次潘普洛纳之行会让他对斗牛一见钟情并为之倾倒一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形容斗牛：“这是一出壮丽的悲剧，是我见过最美的东西。”甚至还把斗牛场内比作没有中弹之虞的战争前线。此后连续多年，每到7月，他都从美国和欧洲各地呼朋引伴，一路西行同赴圣费尔明节之旅，甚至多次跳入斗牛阵中，不惧凶险，只为亲身体验和专注享受，堪称痴迷。1929年奔牛节期间，他甚至构思完成了一本关于西班牙斗牛历史、仪式和传统的综合性书籍《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不但普及了关于斗牛的诸多知识和文化，还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的研究，背后则是他对生命意义和本质更深层次的追求。
1927年海明威在圣费尔明节上
1924年7月的第二次圣费尔明节之行，原本也是海明威在巴黎陷入文学瓶颈期的疏解之旅。当时他只是想拼命完成一部能拿得出手的长篇来证明自己，却苦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灵感与素材，才以半纪实手法把这次西行的几乎身边所有人都代入了作品，无意中成了整整一代人和全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也标志着现代文学彻底融入世俗。同时代的詹姆斯·乔伊斯虽有开拓之功，但《尤利西斯》毕竟曲高和寡，且屡屡遭禁； 格特鲁德· 斯泰因在实验性上渐行渐远，销量始终堪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则终究属于上个时代——那个被他独自开启同时也亲手奏响挽歌的爵士时代。只有海明威，从语言到笔调到风格，都是从内而外的全新气象，他用《太阳照常升起》为一战之后的整整一代人画像和正名：这代人在灯红酒绿中沉醉，并非他们生来如此，只不过是在战争过后有些迷惘罢了。
海明威在西班牙的第二阶段全部在内战正酣时期，1937年3月至1938年8月间，他先后四次来到西班牙（累计近十个月），并深入战争前线。当时海明威的正式身份是为北美报业联盟报道内战，同时协助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The Spanish Earth)并操刀旁白撰写和录音（还向导演倾囊资助5000美金）。期间，他在瓦伦西亚参加了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与巴勃罗·聂鲁达、安德烈·马尔罗等进步作家一起讨论了知识分子对战争应有的态度；在马德里遭遇佛朗哥军队的轰炸，写下生涯唯一剧本《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而亲历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残酷和热血则让他几年后以其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代表作《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迄今为止仍是反映西班牙内战最好的文学作品。
内战失利后，海明威曾公开宣布不会在佛朗哥掌权的情况下返回西班牙，但晚年还是因为斗牛之爱食言了，并于1953 年 7 月起开始了自己在西班牙的第三阶段。此后的七年内他先后五次重返西班牙，让传奇得以延续，也让余生不留遗憾。特别是1959年那次，他在西班牙盘桓173天之久，原本只是领了《生活》杂志一篇命题作文的非虚构作品，要求只有一万多字，目的是扼要介绍故地重游的感受，但海明威兴致所至一写就超了十万字，后来成书为《危险的夏天》(The Dangerous Summer)。彼时的海明威虽贵为诺贝尔奖得主，但已过创作巅峰，且饱受各类妄想、抑郁和偏执的困扰，不过再次回到曾见证他充满活力的昔日青春、重拾对斗牛的热爱与激情的这片沃土，海明威仍仿佛重新找回了从前的激情岁月，他用文字延续的不止是视斗牛为艺术的古典美学，也包括最后的文学生命。
在《危险的夏天》一书中，海明威既重拾了对斗牛的狂热爱恋，也重走了往昔的历次圣费尔明节之路；既重温了曾经用脚步丈量过的城市角落，还用各种美食、美景为后来人埋下了诸多线索；他驻足过的那些餐馆、咖啡、酒吧，此后也逐渐成为文学爱好者们的朝圣之所。就连我刚到瓦伦西亚的第二日，也会无端想起海明威在书中对当地享誉世界的美食“瓦伦西亚海鲜饭”（Paella）的动人讲述，惦着他最后的荣光和永在的热情，慕名而去。
餐厅里的海明威照片墙
海明威在书中是这样描写他钟爱的这家海边餐厅的： “在Le Pepica的晚餐简直棒极了。地方大、干净又露天，所有烹饪过程客人全都可以现场看见，要烧要烤随你挑，而这里的海鲜和瓦伦西亚米饭是海滩上最美味的……随后点了些牛排和烤鸡搭配橘黄色米饭加灯笼椒和蛤蜊，而这些在瓦伦西亚人眼中只算是中规中矩的一餐……”
与1913年开业的维多利亚女王酒店如今几乎看不出历史痕迹相比，1898年开业的餐厅Le Pepica比海明威六十多年前来时明显扩建了很多，厅堂明亮，可同时容纳数百人就餐；但依旧干净，并保留原始的露天位置和全程公开的烹饪过程。 而我匆匆瞥过餐馆中遍布四周的百年照片墙，除了海明威在这里留下的众多照片、手稿之外，还发现了西班牙国王一家、伊巴涅斯等作家以及奥森·威尔斯、艾娃·加德纳等影人的雕塑、影像与足迹，确实是百年老字号的风范。
照片墙上的海明威及签名
也正是在这里，海明威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打捞着日渐模糊的旧时记忆，并以几年前在巴黎失而复得的笔记本为蓝本开始撰写早年回忆录，Fiesta一词也终于如愿以偿被他从三十年前抹掉的书名中拿回。这本在他去世三年后才由遗孀玛丽·海明威编辑出版的《流动的盛宴》(The Moveable Feast)因为那句蜚声世界的题词成为巴黎在文化意义上的地标之一。但我想，对海明威而言，巴黎的觥筹交错与流光溢彩是盛宴不假，整个西班牙大地和一年一度的圣费尔明节一样，更像是一席召唤他一次又一次旧地重回的固定宴席，从来不曾离开。正应了那句俗语：人可以随时离开西班牙，但西班牙不是一个能离开你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