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吕氏春秋》集诸子百家之长？
为什么说《吕氏春秋》集诸子百家之长？
《吕氏春秋》是一部集诸子百家之长的著作，由吕不韦的宾客集体编撰而成。它不仅融合了儒、法、道、阴阳等各家思想，更在“因顺自然”和“道法天地”的理念指导下，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这部著作的思想精髓及其历史影响。
《吕氏春秋》由吕不韦的宾客集体编撰而成。吕不韦借权重一时，聚合食客三千，让“人人著所闻”，集为《吕氏春秋》。
目的是集各家之精华，为秦国统一天下进行理论论证。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十二纪”是要旨所在。它是秦国统一思想的前期探索，汉初黄老之学的哲学先导。
用众所长
《吕氏春秋》广泛涉猎先秦各家的思想，对诸子百家都有中肯的点评。《不二篇》评价百家称：
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
作者称赞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皆天下之豪士也”。这一点有别于以往各家相互排斥、相互指摘的做法，表现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态度。
《用众》篇称：治国不可纯用一家，更不可杂用多家，而必须“齐万不同”，把各家之长集合为一，方可成功。“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意指不可能有哪一家学说是纯粹圆足的，而把各家学说的长处集合起来，就可以获得圆足。
在“用众”思想的指导下，《吕氏春秋》于儒、法、道、阴阳诸家均有所摄取。但《吕氏春秋》力图从道家的立场来统合各家，集中表现在《贵因》与“十二纪”中。
因顺自然
《贵因》篇所说的“因”，一方面指要“因顺”客观世界存在的状况与规则；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因顺”的前提下，人的努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这就超越了老子。
尤其是当《吕氏春秋》把“因顺”的原则，进一步展开为依“十二纪”治世时，更表现出从战国末年的“天人相分”，向两汉的“天人相与”的这一大转向中的独特贡献。
所谓依“十二纪”治世，就是从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天地宇宙变迁的节律，来说明世间生活和社会运作所应遵循的规则。《吕氏春秋》认为，宇宙的变迁显示为由“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再经“阴阳变化”、“四时代兴”，而化生万物的一个过程。由于“四时”的带入，较之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抽象说法，无疑更贴近大自然的生态情景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
把“四时代兴”作进一步的区分，便有十二个月，是谓“十二纪”。依《吕氏春秋》的看法，人世间的生活秩序、社会建制，都必须建立在“法天地”的基础上。天地宇宙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每一个月所显示的状况是不同的，因此，人世间的生活秩序、社会的运作规则，也应该是不同的。
如“孟春月”，在天象方面，太阳运行到了营室，黄昏时参星出现在南方，拂晓时尾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大地上，东风化解着冰霜，冬眠的虫类开始活动，鱼儿跃出薄冰，大雁从南方飞归；等等。显然，这个月份是万物开始生育的时节。
依据天地宇宙的这种变化状况，社会生活运作也应该以有利于万物生育为准则：国君要亲率群臣斋戒迎春，对下民布德施惠；要禁止杀伐，保护幼小物类，以利于动植物的繁衍。总之，人世间的一切行事，都要“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吕氏春秋》把人间生活和社会运作的正当性诉诸宇宙论，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变化节律，来规范人类的行事法则，显示出“因顺自然”的思想路向。这种思想路向源于道家的“因顺”观，在西汉初年被融摄于黄老学，被确认为汉初官方思想。
道法天地
《吕氏春秋》主旨在于“法天地”，要上揆度于天，下考验于地，中审察于人，然后是与非，可与不可，都不能逃遁了。
分开来说：第一是顺天，顺天之道在于贵生。第二是固地，固地之道在安宁。第三是信人，信人之道在于听言。一部《吕氏春秋》只说这三大类的事：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他用这三大纲来总汇古代的思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根据于“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充分发展“贵生重己”的思想，说“天下莫贵于吾生，故不以天下害吾生”，从而建立一种爱利主义的政治哲学。
从前老子要人“无知无欲”，墨者提倡刻苦节用，以自苦为极，故其后进如宋钘有“情欲寡浅”（欲即“要”）之说，以为人的情欲本来就是不要多而要少的。这种思想在前三世纪已很受严重的批评了，最有力的批评是荀卿的《正名》和《正论》两篇。荀卿很大胆的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吕氏春秋》从贵生重己的立场谈政治，所以说的更彻底了，竟老实承认政治的运用全靠人有欲望，欲望是政治的纪纲；欲望越多的人，越可得用；欲望越少的人，越不可得用；无欲的人，谁也不能使用。
这便是一种乐利主义的政治学说。墨家也讲一种乐利主义，但墨家律己太严，人人“以自苦为极”，而对人却要“兼而爱之，兼而利之”，这里面究竟有点根本的矛盾。
极少数人也许能有这种牺牲自己而乐利天下的精神，但这种违反人情的人生观之上决不能建立真正健全的乐利主义。创始的人可以一面刻苦自己，而一面竭力谋乐利天下，但后来的信徒必有用原来律己之道来责人的；原来只求自己刻苦，后来必到责人刻苦；原来只求自己无欲，后来必至于要人人无欲。如果自苦是不应该的，那么，先生为什么要自苦呢？如果自苦是应该的，那么，人人都应该自苦了。
《吕氏春秋》批评墨子的“非攻”、“偃兵”之论，也是从人民的利害上立论。第一，他们认战争为人类天性上不可避免的。第二，战争虽是不能革，不能移，其中却有巧拙之分，义与不义之别，分别的标准在于人民的利害。
我们不要忘了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当时秦国的兵力已无敌于天下，而武力的背后又有这种自觉的替武力辩护的理论，明白的排斥那些非攻偃兵的思想，明白的承认吊民伐罪是正当的。这是帝国统一的思想背景。
贤能政治
《吕氏春秋》认为治国是一件很繁难的事，需要很高等的知识和很谨慎的考虑，不是群众人所能为的。所以说“听群众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因为治乱存亡的枢机不容易辨别，所以有贤能政治的必要。他们认为群众往往是短见的，眼光望不出一身一时的利害之外，故可以坐享成功，而不能深谋远虑。《乐成》篇中历举孔子治鲁、子产治郑、史起决漳水灌邺的故事，来说明民众的缺乏远见。
治国之道，知虑固不易，施行也不易。不知固不能行，行之而草率苟且也不能有成，行之而畏难中止，或畏非议而中止，也不能有成。计虑须专家，施行须贤者。这是贤能政治的理论。
但世袭的君主制究竟和贤能政治的理想不能相容。君主的威权是绝对的，而君主的贤不肖是不能预定的。而名分既定，臣民又无可如何，难道只好听他虐民亡国吗？这是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怎样可以防止避免古代世袭君主制的危险？
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政治哲学对于这个问题曾有几种重要的解答。第一是提倡禅国让贤，禅让之说在这时代最风行。第二是主张人民对于暴君有反抗革命的权利。孟子所谓“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很明白的承认人民革命的权利。第三是提倡法治的虚君制度。慎到、韩非等人都主张用法治来代替人治。
慎到要人弃知、去己，不用主观的私见，不用一己的小聪明，而完全依着物观的标准。《吕氏春秋》虽不主张纯粹的法治主义，却主张一种无知无为的君道论。君主无知无事，故不负责任，所谓“块不失道”，即是“君主不会做错事”。政事的责任全在丞相身上。君主是世袭的，位固定而人不必皆贤。丞相大臣是选任的，位不固定而可以选贤与能。
但在事实上，谁也不能叫君主实行无知无为，这是一大困难。丞相受任于君主，谁也不能叫他必任李斯而不任赵高，这是二大困难。一切理想的虚君论终没有法子冲破这两大难关，所以没有显著的成绩可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除封建制度，分中国为郡县，统一法度，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都是中国有历史以来的绝大改革。后来淳于越反对新政，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曾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种“病万变，药亦万变”的思想，正是司马谈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道家的要旨。
《庄子·天下篇》所举老聃、关尹、墨翟、禽滑厘、慎到、彭蒙、田骈、宋钘、尹文、庄周等人，都称“道术”。道即是路，术是方法，故不论是老聃，是墨翟，是慎到、尹文，他们求的都是一条道路，一个方法，尽管不同，终究可称为“道术”。故秦以后的思想，凡折衷调和于古代各派思想的，便用这个广泛的道术原意，称为“道家”。
道家本有包罗一切道术的意义，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也。故司马谈所谓道家，正是《汉书》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这是“道家”一个名词的广义。
《吕氏春秋》和下一篇要讲的《淮南子》，正是秦汉之际道家著作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