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人攻击？反思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
稻草人攻击？反思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
卡尔·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论战之一。本文深入探讨了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批评，并对其观点提出了质疑。文章认为，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存在误解，未能区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特殊分析和一般历史理论。
或许对马克思历史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来自卡尔·波普尔，他被一些人视为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尽管马克思对社会演变中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强调是有益的，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因基于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而存在致命缺陷。与此相反，波普尔希望强调人类创造力和理性能动性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的批判有充分依据吗？我认为，尽管波普尔谴责历史决定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点可能是正确的，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体现了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波普尔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在涉及预测的范围内，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他着手反驳他所谓的历史主义学说，他的意思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其主要目标，并且假定通过发现历史演变背后的'节奏’或'模式’、'规律’或'趋势’，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他所构想的历史主义教导说，历史的进程至少在大致轮廓上是预先决定的。
波普尔认为，历史的进程受到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且我们不可能预测我们未来的知识状态（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知道我们明天才会发现的东西）。这并不是波普尔反对历史主义的唯一论点，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反驳；如果它旨在证明提前知道社会系统的确切状态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在这方面，可以同意他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拒绝理论历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拒绝一种历史社会科学，它将与理论物理学相对应。”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历史变化是否可能存在可发现的节奏或模式，类似于个体生物生命周期中所展示的阶段的社会系统发展的广泛规范。即使按照波普尔的严格意义来说不可能有理论历史，历史主义也可能以这种更宽松的意义幸存下来。但是，无论历史主义与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是什么，我认为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解释为暗示历史主义，即使是在宽松的意义上，也是错误的。
对波普尔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主义谬误的一个主要例子。据说它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特别是革命。尽管完全拒绝这样的目标，波普尔还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给予了有条件的认可。也就是说，只要不将经济学主义解释为僵化的经济决定论，他就认可它。“社会的经济组织，我们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对于所有社会制度，特别是它们的历史发展来说，是根本性的。”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主张。然而，波普尔的这句话仅仅意味着，对社会制度的研究通常可以从关注经济状况中受益。“我想表明的是，”他写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尽管它可能很有价值，但我们不能太当真；我们必须将其视为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即我们应该考虑事物与它们的经济背景的关系。”
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他的“僵化的经济决定论”都源于18世纪的唯物主义信念，即科学需要严格的决定论。尽管他认识到马克思并不认为思想仅仅是物质的附带现象，但他声称“马克思的自然和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规律’清楚地显示了拉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影响。”（可以回忆一下，拉普拉斯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他推断一个拥有超人智慧的存在，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拥有对宇宙整个状态的知识，将能够以绝对的精度预测或追溯宇宙在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刻的状态。）
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波普尔肯定误解了马克思不可阻挡的规律的范围。像许多其他评论家一样，他没有明确区分马克思构建纯粹资本主义模型的尝试，在这个模型中，人类仅仅被视为经济范畴的非人格“支撑”或承载者，以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该理论概括了所有类型的社会形态，并赋予阶级斗争形式的人类能动性以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具有结构性趋势，对该制度在实际历史时间中演变的方式施加强大压力，这是其他类型社会所没有的扩张动力。特别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竞争制度下，技术创新才成为结构性必要。马克思认为这种结构逻辑在多大程度上必然会强加于实际历史尚不清楚；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声明低估了偶然因素的抵消潜力。但对他来说，资本主义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其规律存在于其他阶段的阶段。事实上，他经常指责经济学家非法地将资本主义形式和规律解读到早期社会中。无论真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而被描述为一种历史主义形式。
现在很明显，对波普尔来说，历史主义的是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而不仅仅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诚然，马克思确实相信，一旦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一个社会中牢固扎根，它肯定会创造出允许并鼓励工人阶级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但这绝不是说他总体上致力于一种决定论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声称，如果俄罗斯成功地按照西欧模式将自己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旦陷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它将不得不忍受该制度的不可阻挡的规律，就像其他世俗国家一样。”但随后他立即警告不要将“我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概述转变为一种历史-哲学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注定要按照这种普遍发展，无论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不幸的是，这正是波普尔所做的。
在理解马克思时，有必要区分一方面社会制度类型之间的概括层次，另一方面结构抽象的层次（偶然性能够修改结构逻辑的程度）。虽然所有社会制度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结构特征，但每种类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都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就资本主义而言，我们可以谈论发展规律——请记住，这些规律只有在纯粹的经济范畴层面上才真正“不可阻挡”，在这个层面上，为模型断言的结构趋势不受能动性和偶然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马克思关于社会一般如何构建以及一种类型为何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的理论，只能在更有限的意义上进行预测，即声称社会根据其生产方式进行整合：换句话说，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模式，往往会加强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必须与现有技术发展水平相兼容。马克思确实假设没有社会愿意放弃其已达到的技术水平，这意味着人类的生产能力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但即使在这方面，社会进化也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要的——除了在资本主义的温室中。因此，一般历史理论不是某种水晶球，而是历史研究和理解的工具。
未能区分社会的一般结构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结构，从而未能区分所提供的各自类型的历史解释，削弱了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攻击。无论资本的规律多么不可阻挡，一般理论都不旨在预测历史的长期进程，也就是说，它在波普尔的意义上不是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的理论最好被理解为体现了一种功能定律或原则，根据该原则，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其上层建筑，以及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解体与社会阶级的斗争密切交织的原则。
但是，与其试图根据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判定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也许指出他关于资本主义将导致社会主义的主张就足够了吗？这种对波普尔最初立场的实质性退缩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资本的经济模型，以及对工人参与革命政治活动意愿的乐观假设，应该被解释为假装是“一种与理论物理学相对应的历史社会科学”。毕竟，波普尔本人在区分历史主义与适当的科学理论时，同意经济模型可能合法地具有预测性。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不能描述最终制度崩溃的内在趋势呢？
波普尔愿意承认社会科学中预测的有效性，只要这只涉及社会的一个选定方面——因为从本质上讲，把握一个整体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无数种关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立场是，没有普遍的人类历史，只有不同文化的许多历史，每个历史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对波普尔来说，问题不在于存在许多独特的社会有机体；而是社会作为一个可理解的有机整体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历史作为一个单一的事件序列，不适合科学所需的概括。尽管存在许多（大多是微不足道的）历史方面的规律，但不可能有整个历史的规律，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客观地统一历史的进程。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进程通过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互动而客观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每个社会为了维持其存在，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不断与其物质环境进行交换。尽管波普尔认识到与自然的交换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认为社会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的观点使他无法认识到这种新陈代谢（无论是根据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阐述来构想，还是以其他方式构想）是历史理解的潜在基础。
所有科学理解都涉及抽象，涉及发现结构规律，而不是试图列出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独特个体方面。可以说，社会与其他研究对象一样，具有某些结构规律。波普尔没有成功地表明，社会事物中有什么使它们超出了科学的认知范围。即使社会发展的长期进程无法预测，也许可以根据相互关联的个人与物质环境互动的需要所施加的限制，对其进行回顾性理解。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主张。这里与生物进化（应该注意的是，不是个体生物的生命周期）有相似之处。马克思虽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非常钦佩达尔文，这并不奇怪，而且波普尔很长一段时间都怀疑达尔文理论的科学地位，这也并非巧合。
对波普尔来说，从历史决定论的废墟中可以挽救的最多是一个“有价值的建议”，即记住经济状况。他的立场的讽刺之处在于，他急于捍卫社会理论免受决定论的冲击并断言人类能动性的作用，结果却否认了甚至非决定论的科学历史理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