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春秋笔法：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它通过精炼的语言和微妙的表达方式，不仅记录了历史事实，更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评判和政治智慧。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与春秋笔法
《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旧史经过编辑即所谓的“笔削”而成的一部新的史书。这部史书以文辞简约著称，仅用16000余字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春秋历史。其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战争等政治事件以及日食、水旱、虫灾等自然现象。它被史学家尊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被经学家奉为寓有微言大义的最高经典，其首创的文章书法，被称为“春秋笔法”，亦被称为“春秋书法”、“义法”、“义例”、“凡例”等。
（张金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春秋笔法作为一种独特的作文方法，一直被经学家所推崇，其中最权威的论述为《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五例”，魏晋时期杜预又对“春秋五例”作出较为详尽的说明并给出相应的释例。自此之后，春秋笔法的“五例”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经史学研究，成为春秋笔法的基本体系。南朝梁刘勰则从文艺理论角度强调《春秋》的文法是“婉章至晦”，具有“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的特征。唐刘知幾从史家叙事的角度评论《春秋》史法是“微婉其说，志晦其文”，认定“其言贵于省文”，“文约而事丰”为其文美事工。总之，古代经史学家多对春秋笔法进行阐释和论述，但都未能突破此春秋五例，基本上是传统学术的延续。
春秋笔法的特点
春秋笔法的“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隐微之意，恰与隐喻思维及其言说方式相融相通，而“大义”的阐释过程正是彰显《春秋》文本内蕴之隐喻的过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言：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春秋》中的曲笔主要表现为“一字褒贬”、常事不书、隐而不书和语言变异修辞这四个方面。
“一字褒贬”
“一字褒贬”：《春秋》善于通过选取特定的字词表达其感情倾向和价值评判，以“一字定褒贬”的方式起到具文见意，褒贬无隐的效果。
例1：
在史学作品中运用的比较简单的例子，表示杀的动词：杀、弑、诛，虽然三个字的表面意思看似相同，但是却各有各的引申含义。杀指杀无罪的人，弑则指下级杀上级，诛则指因为正义而诛杀有罪之人。
例2：
对帝王的评价常用字
经天纬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圣善闻周曰宣；
圣闻周达曰昭；行义悦民曰元；希纲治纪曰平；
辟土服远曰桓；温柔好乐曰康；希义行刚曰景。”
“常事不书”
“常事不书”一词出于《公羊传》。所谓“常事”原指四时常祀，特指一年四时中的常规的礼仪活动。这些常事一般不为史官所载录，所以，“常事不书”也就成为了史官所遵循的一种载史原则。史官如果对一些“常事”进行了记录，也就暗示了其事的反常，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此何以书”的疑问。《公羊传》中常以“……不书，此何以书？”这样的句式加以提示。
可见，“常事不书“并不是书什么与不书什么的问题，其关注的焦点而是在“书非常之事”上。一旦日常的活动出现了反常而予以载录，便说明此事不合礼制而要进行讥讽。所以，“常事不书”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问题。
隐而不书
《春秋》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不书”，即所谓“隐”。“隐“就是将事实或部分事实遮蔽起来，以”完全不书“或”部分不书“的方式来表达孔子对人与事的价值判断。
比如鲁隐公元年的历史，孔子一共就用了62个字：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归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师卒。
语言变异
《春秋》在对人事的褒贬方面还善于通过语言变异的方式来体现，而这种方式更能体现其“委婉隐晦”之笔法特点。所谓语言变异，就是改变语言使用的常规和常态，以陌生和特异的方式引起关注和思考，从而达到褒贬隐讳之目的。
春秋笔法对政治文明的反哺
显而易见，官修史学的重名分与文学写作对“简言达旨”的追求都体现出中国历史文献中春秋笔法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功用。春秋笔法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功用原本就存在，后人不断对其进行阐发，将它发扬光大，故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它不仅起到了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更是影响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书法作品“为政以德”（资料图图源网络）
“制度在礼”“为政以德”。古代政治文明注重礼法，这从官修史学在为政理念方面的一系列表述中不难看出。统治者是在利用官修史学来加强统治，其维护礼法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代史书中对各朝出现的不合理的皇位继承情况的描述，皆出于维护礼制或者说维护秦汉以来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目的，即便是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皇权，也不能废除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也不能阻止史官在史书中这样记录。二十四史记述的都是前朝帝王将相之事，这些史籍基本上都是为后来人修撰的。
春秋笔法“剪裁有度、笔削有法”的特点在此时反而让宽容历代统治者忤逆之举，褒扬其功绩有了可能性；另外，也让史学家有机会以暗含褒贬意的记述来隐喻时政。官修史书在记述史实时，在展示一定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常常约省掉那些不利于巩固礼法制度的内容。
例如，在史学文献中，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就多有隐晦。学者牛继清认为，从《旧唐书》对玄武门政变之表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历史真相”，然而，“编者却利用数字记日这一特殊方式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评价”。赵翼有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此本纪体也。至列传，则往往视其事之大小繁简以为详略，不必拘于时日之细。”《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一改《高祖纪》所用干支纪年，而用数字记日之方式来明确日期。虽只有几句话，却暗含褒贬。
政治影响史书的记述，史书又反哺政治文明，实际上，这是一个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诗三百”中的比兴手法被移植到暗含政治隐喻的春秋史记载当中。
这种春秋笔法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其隐喻与简约的写法还被运用到儒家的文论当中，丰富了儒学的学术语言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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