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乱萌生的情况下，晚清贵州士绅与地方团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动乱萌生的情况下，晚清贵州士绅与地方团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晚清动乱时期，贵州士绅与地方团练的发展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本文详细探讨了士绅如何通过组织团练来应对社会动荡，并分析了他们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士绅团练的兴起
早在战乱爆发前，个别官员和士绅敏锐地察觉到地方形势的急剧变化，故而寄望于团练，以防不备。咸丰二年（1852）开州籍官员萧时馥“以时方多故，贵州之绿营制兵，既不足额，又脆弱难资捍卫，乃奏请贵州与办团练，并举在籍之署陕西巡抚、陕西布政使都匀人陶廷杰，出任办团事宜。
大府遂饬各府州县，举办团练，以卫地方”。贵阳举人唐炯也预感“大难将兴”“因就城东北四十五里之水田坝，集众立团，曰：忠孝团”。在动乱萌生的情况下，地方官绅将兴办团练视为救时之策，可见统治阶层对团练的重视。咸丰三年（1853），为应对太平军起义等统治危机，清廷“诏天下举行团练，以缙绅在籍者总其事”。
清廷的团练诏书成为全国大规模创办团练的动员令，也表明团练的兴办从个别地方官员的行动转变为国家意志。清廷以在籍官员总办贵州团练，贵州团练得以加速展开。但其时贵州局势已然失控，咸丰四年（1854）杨元保于独山起事，紧随之贵州各地起义军闻风而起，对贵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贵州咸同起义之所以能演变成全省规模并持续二十年，是清中期以后绿营驻军衰落的结果。
民国《瓮安县志》解释道：“于时承平日久，绿营制兵腐败特甚，每战辙北。故隆喜初起不过千余乌合之众，而调集云贵大兵莫如之何，仅能令其粮尽走死。……初举事起于台拱之凯塘为首者仅七人，烧劫村寨，官兵不能捕革，夷五、义苗复附之，渐裹渐多，于是丹江、清江、凯里、下司、黄平一带苗民蜂涌坌集，遂烧重安江、劫老里坝，并窜扰清平、平越各处，遂酿数十年之大患矣。”在贵州各地起义军的打击下，清廷对贵州的统治陷于崩溃。“贵州当时12府、14厅、13州、34县，有6/7的地区被各族农民起义军扫荡过”。
全省形势极为紧张。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咸同战乱之下，贵州士绅的身家性命亦受到威胁。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财富占有者和官府代言人，因此成为起义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如时任内阁中书的章永康居乡期间，“会黄号陷大定，仓卒及难，死焉”。瓮安县“岁贡商景旸等，奉檄联团保卫桑梓，全家殉难，景旸仅以身免”。
桐梓杨隆喜引发的“甲申之乱”中绅民遇难149人，其中士绅11人。可见，咸同起义对地方士绅的身家性命造成严重威胁。社会动乱之下，地方士绅纷纷结团自保。一些士绅散尽家财捐资募练，如龙泉县“教匪何冠一叛龙泉，附生安宅仁，尽散家财，募壮士立永协团营”。平远州“黔难初作，在籍翰林院庶吉士丁宝桢、云南府经历丁仕芳等毁家纾难，练湘勇以防剿”。
咸丰六年（1856）苗教寇扰瓮安，贡生商景阳“捐家资练壮士，出与贼战，逐之”。务川县“生员申炳章、申维藩、覃元贞、安宅仁皆散家财以急地方之急”。士绅处于官民之间，既是皇权深入乡村的中介，又是地方社群利益的代表，与乡民有着天然的亲切感。胡林翼即云：“特官之于民，尊而不亲，条告视为具文，刑章亦幸图苟免，不若乡里之士大夫，朝夕与处，情易通而言亦入也。”“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
作为地方精英，科举功名赋予了士绅文化权力，进而取得财富及社会名望，成为乡土权威。同时，儒学教育也使其对维护传统秩序存有使命感。因此，随着咸同起义的扩展，清廷的团练号召与地方士绅的利益及价值观达至契合，贵州士绅于是积极地参与地方团防事务。正如凌锡安所言：“迨大难既作，各地方人士知官与兵之不足恃，起而联团捍御，保卫梓桑者极众。”
二、地方士绅领导下的团练
咸同战争时期，贵州各地起义蜂起，地方团练也快速扩张。该时期全省共办大小团练约722个。据张仲礼统计，咸同年间贵州共有34名士绅参与领导团练，包括19名团练的组织者，15名团练的指挥者。张仲礼的统计局限于史料，所得数字不免保守，却也反映了士绅在团练上的影响。咸同时期在蔓延全省的社会动乱影响下，贵州团练武装数量实现了显著扩增。
士绅在团练中扮演重要角色，士绅是贵州地方团防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如贵阳府在籍官员高以廉独力创办贵阳团防事务。遵义士绅张廷椿，“南乡梧村人，道光中举人，大挑二等选授都匀府属教谕，请假里居。时黔中不靖，奉上檄与教职李蹇臣办理本籍团务”。都匀府战乱兴起后，知府鹿不宗“聘在籍陕西巡抚陶廷杰、江苏徐海道、周焘总局务”。
同治初年，清军收复镇远府城后为维持社会秩序，“镇远府县守令乃会札绅衿萧杭、饶云、乔文斗、黄凌霄、潘燃官、最奎斗、吴礼堂、陈锡龄等筹设府、县两属团防总局，清查户口，编联团甲，以图自卫，而补兵力之不逮”。铜仁府城的团练事务则由拔贡覃方仁总办，镇远、石阡、思州三府团防亦为当地士绅办理，“苗教肇乱，曹元兴及镇远举人周佩莲、武举田玉林办镇远、石阡、思州三府团练”。
士绅不仅总领地方团防事务，还实际组织团练武装。贵阳士绅唐炯自湖南返乡，预感大难将兴，“营葬时为父老说其利害，当早为计，父老请余主持，乃约乡里十余寨请于官行保甲，远近数十寨争来附，是时台拱以征粮激苗变矣，乃请于官立‘忠孝团’”。贵阳候选知县赵国澍更于“城南五十里之青岩、石堡地方，兴办团练”。毕节候选通判周箦“捐资募练三百，同七星关团首金祖应等并宣义团”。
遵义“举人萧光远，前务川教谕、训导李蹇臣等团练起，大溪里茅石坎庠生陈绍升等率乡勇树帜为‘和气团’，举人萧光远实众从之”。独山州“翁奇团首，廪生杨维藩、生员罗光华等，各联团御守”。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名称各异。有以“屯”“囤”命名者，如镇宁士绅叶汝霖、鲁锦章等，“曾集众筑屯于独坡，是为独坡屯，与阿果屯、后山屯、罗汉屯等相犄角，合寨人民移居其中，勇壮守隘，复募死士百人为游兵，随时梭巡”。
桐梓杨隆喜作乱，湄潭城陷，“龙泉文生安居、田宗烈等就湄潭、龙泉间筑营李保囤，招集散亡以实之，约二千户。囤高二里许，两为石壁，东亦高山，诚可战可守之地，为湄、龙保障，而附近因以立营者不少”。有以“营”命名者，湄潭“代办知县秦安庆，复筑营城西龙保塘，号火树营，又营五里坡下之文家场，与绥阳之山羊口相连”。有以“堡”命名者，兴义“下五屯距县城东五里，刘氏世居其地，筑堡曰‘永康’”。有以“寨”为名者，如遵义“禹门寺寨”。
社会动乱之下，亦有非汉族士绅练团守御。咸丰七年（1857），“贵州巡抚蒋尉远给清平仡佬‘忠顺团’旗职，以生员王汉章领”。贵定平伐土司庭中珩、庭中瑜兄弟拥有生员功名，两人响应朝廷的号召，组建了永聚团、永固团、忠义团。土司是贵州传统的权势阶层，改土归流后，残余的土司仍具有一定的能量。动乱之下，基层秩序的维持仍需要借助土司的力量，这也表明士绅并非贵州社会的唯一控制主体，官僚、士绅、土司以及上层地主共同构成贵州社会的多元控制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办团土司已通过取得科举功名而士绅化，如平伐庭氏土司庭中珩、庭中瑜即拥有生员功名。这表明贵州残余的土司在清朝的长期统治及正统儒学的教化下，转变为朝廷价值理念的认同者、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士绅还是团练的主要资助者。咸同时期贵州团练经费的来源皆为自筹，大致有“直接抽税”“随厘另征”“厘谷分成”“劝捐钱谷”“强行派捐”五种方式。咸同起义爆发较为迅猛，各地难以迅速筹集到办团资金，因而团练初创之际，其经费多由士绅捐助。
如咸丰初年，平远州在籍翰林院编修丁宝桢、都匀府在籍原陕西布政使陶廷杰，为办团练，捐献出家产；黔西州平定团团首、军功莫如全，散家财、制军器，募练500人；施秉县生员宋复万等捐资数千，募练守城；务川县生员申炳章、申维藩、覃元贞、安宅仁等皆散家财办练；贵阳府在籍士绅唐炯在水田坝办团，劝富者出资，制旗帜兵器，积谷之家，量力捐献；咸丰九年（1859），广顺州（长顺属）在籍翰林但钟良，捐资募练800人；翌年，毕节候选通判周筼亦捐资募300人。
士绅捐资是咸同时期贵州团练经费的重要来源，它强化了士绅在团练的领导地位。地方士绅通过团练的发起、经费支持和对团练的实际控制，确立并强化了士绅在地方团练中的领导地位。贵州士绅领导的团练以“守卫乡梓”相号召，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在地方防御及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战力强劲的团练武装。
咸丰八年（1858），起义军进攻独山，独山知州侯云沂在团练的配合下，大败起义军，“当是时独山练团名震远近，贼不敢犯者累月”。遵义举人黎庶蕃等于“禹门寺筑寨练团，为久守之计，且以余力数解府城之危，且复绥阳各县城，以一寨支拄十余年，几与全省军事相终始”。
贵定县庭氏团练也有强大战力。起义军罗光明部“走掠贵定北牌，败于忠义团首庭中瑜”。贵阳候补知县“赵国澍更于城南五十里之青岩、石堡地方，兴办团练，为省城犄角，迭著成绩，深资捍卫”。兴义县刘氏筑“永康堡”“兴办团练以保生民，声名远震，敌不敢犯，刘官箴、官德、官礼弟兄三复县城”。
咸同时期，国家军队的衰弱使得地方团练不仅发挥着地方防御的作用，维护了地方秩序，而且也部分地承担起国家军队的职能，成为清廷镇压贵州咸同起义的强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