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基金经理、销售方，谁还在漠视7.2亿基民的收益？
管理人、基金经理、销售方，谁还在漠视7.2亿基民的收益？
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已满一周年，行业动向牵动着7.2亿基民的神经。在这一背景下，基金经理离任潮和限薪传闻成为2024年上半年公募基金行业的两大新闻。Wind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165名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创下近9年来同期数量之最。
基金经理薪酬与规模挂钩
在现有的考核机制中，基金经理的收入与其管理规模密切相关。根据调研，大部分基金经理收入与其管理的基金规模挂钩，提成比例一般在10%至30%之间。即便被“砍三刀”之后，管理着千亿级规模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年落袋收入仍可达千万元级别。
然而，管理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前十位的基金经理是否能为基民带来了优于市场平均的超额收益或更善于控制回撤？数据显示，在2021年和2023年里，10位明星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年区间回报均值低于全市场主动权益类基金的年区间回报均值。其中，在2022年，上述两个指标仅呈现出持平状态。
信息差鸿沟
一些从业人员利用考核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的漏洞。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高管利用信息差完成对持有基金进行大幅减持，从而将锁定的绩效薪酬落袋为安；基金销售人员则引导基民购买系数较高的基金，从而完成销售业绩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基民或因信息不对等而蒙受损失。
以刘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例，该基金2023年半年报和2023年年报揭示刘彦春、公司高管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下半年大幅减仓的操作。对比研究两份公告显示，2023年年中，刘彦春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基金份额均超过100万份，而2023年年底上述人员持有份额已降至“10万份至50万份”的区间，赎回份额比例超50%。
按业内术语来说，基金经理和高管等主要负责人至少对其“自购”份额“砍仓”了一半以上。但同期，个人投资者（即“基民”）的赎回份额比例仅为4.97%，与上述机构人士的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23年下半年，该基金净值下跌近6%。
销售机构考核机制
在基金销售的环节，基民同样蒙受信息差的伤害。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对6位不同券商的客户经理进行调研后发现，《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新规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基金销售人员之前因首发基金佣金系数较高而偏向引导基民买“新基”的指标压力有所下降。但因有“产品库”考核机制存在，销售人员依然很难站在基民的角度推荐合适的基金。
改革建议
未来，基金公司的考核机制或将与管理规模彻底“脱钩”进而转向对长期业绩的考核。彻底与规模“脱钩”，并转向对长期业绩的考核机制是主动权益类基金在基金业发展过程中长盛不衰的一大利器。以美国主动权益类龙头资管公司普信集团为例。其官网公告显示，该集团对投资组合经理的薪酬主要由经理在1年、3年、5年和10年期间的投资业绩综合决定。与此同时，该集团还在投资组合经理薪酬栏目中强调，基金资产因买卖基金份额而增加或减少的部分将不被视为考核的重大因素，也即该公司目前正施行着“不以规模论英雄”的考核机制。
对于第三方销售机构的考核机制的改革，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机构应从“买方”思维角度出发改革考核机制。换言之，基金销售机构应摒弃首发基金和产品库基金规模指标，从基民“投资体验感”、基民长期基金组合收益率和基金保有规模等角度出发设计相应的薪酬考核体系。在产品端费率下降趋势的背景下，只有做好基民服务、投顾服务和投资陪伴才能让销售方的财富管理业务不断发展壮大。
事实上，无论是销售方还是管理方，在费率下行的时代，从“买方”的角度构建考核机制和开展相关业务是利大于弊的选择。大洋彼岸，一家资管公司的行为已给出了答案。在同样是费率呈持续下降趋势的背景下，美国资管龙头富达集团于2018年推出了全市场首只零费率指数基金。次年，富达集团又宣布对个人投资者的美国股票、ETF和期权线上交易免收交易佣金。与此同时，富达集团大力发展养老业务、投顾业务和经纪业务。这些业务与自有的低费率甚至零费率产品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这家公司以低费率的被动指数型基金产品和交易免佣策略吸引B端和C端的客户，并通过后期对B端收取的渠道费、对C端收取的投顾费和主动管理型共同基金的管理费等费用获取收益。
截至2024年一季度，富达集团总资产管理规模达5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由此可见，牺牲“卖方”思维的短期产品收益，换取“买方”思维的长期服务收入和基民的人气口碑，无疑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优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