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创作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司马谈曾任太史令,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可惜一直未能如愿。临终时,他将这个愿望寄托在儿子司马迁身上。
成长历程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19岁的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他东行至函谷关,有“四达之门”之称;往北到过黄河,登上岳山,俯瞰山河;西行至崆峒,探访少昊之迹;南下江淮,登上会稽,探求禹穴遗迹;向中原进发,经过邹鲁,拜谒孔子的庙堂;向西进入蜀地,登上岷山,远眺金沙江;向北渡过汶水,到达泰山,祭祀古代帝王;向南到达长江,探访彭蠡湖,登上九嶷山,远眺苍梧;向北渡过汶水,到达黄河,登上太山,祭祀古代帝王;向南到达长江,探访彭蠡湖,登上九嶷山,远眺苍梧;向北渡过汶水,到达黄河,登上太山,祭祀古代帝王;向南到达长江,探访彭蠡湖,登上九嶷山,远眺苍梧。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司马迁回到长安,被任命为郎中,随从皇帝出行,到各地巡游。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司马迁升任侍中,成为皇帝的亲信。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去世,他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
贬官与创作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率军出征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完成了《史记》。
成就与作品
司马迁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评价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他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当时流行的“春秋笔法”不同,他不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记录历史事实。
家世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无泽在汉初因功被封为五大夫,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天文历法。
争议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相差十岁。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上距中元五年,凡四十二年。”公元前135年取自《史记索隐》,司马贞以为司马迁生年当在建元六年。
大事年表
-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于龙门。
-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在故乡读书。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
-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10岁,在故乡。《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
-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19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回到长安,被任命为郎中。
- 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升任侍中。
-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父亲司马谈去世,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
-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
-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完成《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文学杰作,对后世的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