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偶录 -- 《天演论》汉译
夜读偶录 -- 《天演论》汉译
严复节译《天演论》，桐城吴汝纶叙赞：“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读严复译《天演論》，对照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进化论与伦理学》，知吴公赞语绝非虚言。
以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 - 1895年）《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开篇为例，比较不同译文，兼论文言与白话译文优劣：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æ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嚴複譯文：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
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文：可以有把握地想象，二千年前，在凯撒到达不列颠南部之前，从我正在写作的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原野是处在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之中。也许除了就象现在还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着连绵的丘陵轮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垒起的坟堆以外，人的双手还没有在它上面打上烙印。笼罩着广阔高地和狭谷斜坡的薄薄的植被，还没有受到人的劳动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文：可以有把握地设想，2000年前，在恺撒尚未登陆英国南部时，如果从我写作的屋子往窗外看，整个原野还处在所谓的“自然状态”。或许只有几座隆起的坟茔，就像如今四处散落的坟堆那样，破坏了丘陵地带流畅的轮廓。除此之外，人类的双手再没有在这儿留下什么痕迹。覆盖在广阔高地和峡谷斜坡上那薄薄的植被，也没有受到人类劳作的影响。
评析：严复先生中西皆通，文理兼备，翻译西方典籍如《天演论》，最具资格。如按原文字句对照，严译看似与原著不尽相同，细读始知，严公“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译出精髓，所谓“灵”（soul; spirit）或深层之意，而非浅层或表层意思。严译行文典雅，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内在联系，增强译文可读性，其价值远非新译本可以替代。两相比较，显见科学出版社译文冗赘，而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本不堪卒读，如“可以有把握地想象”、“破坏了丘陵地带流畅的轮廓”、“覆盖在广阔高地和峡谷斜坡上那薄薄的植被，也没有受到人类劳作的影响。”
翻译典雅、端重的学术性著述，运用文言，或亦文亦白语体，使译文凝练且具文采，才足以传世。好在北大出版社《进化论与伦理学》（全译本）附严复译《天演论》，让读者对照阅读，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严氏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谇；量的方面，却嫌其太少...... 增加许多原文所无之词句，不惟未变原意，且使原文更显明透达，译文更美丽流畅。”（贺麟《严复的翻译》）。
严译《天演论》甫出版，即备受诟病，如张君励妄评：“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 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傅斯年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 严先生那种达指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指而后已。” 胡适表示理解：“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适用。所以严复译书的文体，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
任鸿隽先生著文《谈科学翻译问题 -- 从严译<天演论>说起》，论及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译事三难：信、达、雅：
这可见三者之中，严氏还要力求其雅。“雅”这个字的意义最难于摸捉，幸而严氏在他的例言中曾加以说明。他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又可见严氏的所谓“雅”乃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而“雅”的作用仍不过求达而已。那么，我们要看严氏用了他的古奥尔雅文字是否达到了他的“信”与“达”的要求呢？几年前我因为怀疑严氏《天演论》译文比起西方文字的平实显豁相差太远了，曾把赫胥黎Evolution and Ethics原文首章用语体文（即严氏所谓利俗文字）译出来与严氏的译文作一比较，发见能行[信]而达的，恐怕不是“尔雅”的古文，而是明白易晓的俗文。
《天演论》首节 论一 能实
任先生用语体文直译《天演论》首节：你们知道，豆子是一个单简、呆板的东西。但若种植在适当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热，它会表现极可惊奇的活动力量。一个小的绿芽出现了，它伸出土面，很快地长大起来，同时经过一串的变化，这些变化只因日常习见，未能如所说的引起我们更多的惊异。
语体文直译，如北京大学2010年白话版《进化论与伦理学》（21页...... 豆子长啊长啊，...... 就像它从中蹦出来的豆子一样......），或让国人误以为，赫胥黎大白话侃天择，浪得虚名。
任先生评论：“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严氏的《天演论》译成于光绪丙申年，即公历1896年（据严氏自序）。此时我国的科学，有的极端幼稚，有的尚未萌芽，要从科学上去了解天演论还是不可能的。同时一般文人学子，还沉湎在制艺帖扩或八家古文之中，所谓西方文体及白话文学都是一般人士梦想不到的，即或出现，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接受的。所以严氏用了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来翻译西书，可以说是为时代所限，不得已的。”（（《任鸿隽文存》666-672页））
其实，严氏《天演论·自序》已经言明：“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 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
任先生议论，似未深解严氏《天演论·译例言》。《天演论》署“英国赫胥黎造论 侯官严复达恉”，有别于随后《原富》初版本署“英伦斯密亚当原本 侯官严复几道翻译”。而且，针对任鸿隽等学人质疑，严公在《译例言》早已表明：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当年学人不解严复苦心孤诣，戛戛独造，其翻译“字字由戥子称出！”《天演论》问世一载，严公放言：“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如今，《天演论》问世百三十年间，哪个译本又胜过严公译文？尝见译界人士高谈理论，阔论技巧，未见有人肯下苦笔耕，重译《天演论》，而译文超越严译。
严复《译例言》所谓“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意为使用当时规范语言，即文言文；而“近世利俗文字”则指浅显白话；当然，大白话一说就懂，但用以表述学术性著作，显然不妥。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解释：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
1896年，《天演论》脱稿，严复即迻译《原富》，数年之后，《原富》首二册甫出版，梁启超即著文《介绍新书<原富>》，盛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我国第一流人物 ......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问世。”接着评曰：“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
针对友朋苟责其文艰涩，严氏著文反驳：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中国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观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且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同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七号，1902年5月8日。文署“壬寅三月”。）（参阅王凤《严复“信达雅”爰及“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来源：《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