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安民说“安”（字里乾坤）
修己安民说“安”（字里乾坤）
“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从甲骨文的“女坐室内”到今天的“安心定志”，其内涵不断丰富，被圣贤先哲融入崇高的处世智慧和丰富的为政之道。
从左到右，字形依次为：甲骨文、金文、篆书。
“安”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外部像一座房屋，内部则像女子两手胸前交叉、屈膝而跪的状态。据说上古时代毒虫猛兽等人类天敌甚多，女人坐于房内以免受侵害，于是祖先便以“女坐室内”为安。也有说法认为，有一屋遮风避雨，有一女子共同生活，如此便内心安宁、日子安稳，这也是古代人们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说文解字》中“安，静也”和《尔雅》中“安，定也”都可释为安定、安适和安全之义。“安”字虽经甲骨文、金文、篆文等书写形式演变，其上“宀”下“女”的字形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学派兴起和封建吏治发展，“安”字内涵不断丰富，被圣贤先哲融入崇高的处世智慧和丰富的为政之道。“安”于个人而言，除了安身安居的基本生活保障，文人学者更侧重追求“安心”这一上佳品质。北宋理学家邵雍认为“心安身自安”，白居易以“心安是归处”表达豁达心态。于国家发展而言，“安”的意义则上升到民心之安、守土之安等安民安邦的政治层面。《论语》提出的“老者安之”“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安民思想的生动体现；《尚书·益稷》中的“安汝止，惟几惟康”更是表明从政者安于职责、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安”兼具人格境界与善政理想等多重关系的和谐统一。
“心安”源自心灵深处的修养，立身处世能否做到安心定志映射出人的境界高下。“安其心”的要义在于修己，无数先哲皆在其所著中强调“正心修己”的重要性。《论语·述而》中“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尽显孔子平和宽厚的人生修为和人格气象，在礼崩乐坏的动荡乱世中，孔子仁心为本、卓然自立，达成内外兼修的人格境界；《黄帝内经·素问》从养生角度出发，认为心态平和淡泊，精神能够安守于内而不外驰，方可“心安而不惧”。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慎独”自古被奉为修己的最高境界。这里所指的慎独并非空间上的独处，而是超然功利之外的人格特征。能做到慎独之人必心有所持，北宋大贤范仲淹心持大志于天下，年少时划粥断齑苦读，于逆境中清贫自甘、清苦亦乐，安之若素又不乱寸心，终成一代名臣；隐逸诗人陶渊明为守护心底安宁持志归隐，采菊东篱领略自然律动，犬吠鸡鸣中享栖居之乐，收获一生闲适与恬静。当下从政者当以“慎独”作为修身立德之法，坚定心之所持，做到察己所安，进而安己所安。把岗位当做修为之所，修炼品质不为小节所拘，提升素养不为琐事所累，培养气节不为小利所诱，以安之若素的心态平心静气处事、专心致志谋事、决心决意成事，做到忠信笃敬，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此方能在币重言甘中不迷心性、取舍得失间不失定力、意志磨砺中不陷污淖。
古代思想家将“安”的意义逐渐从安心修己的道德修养上升为执政之要，儒家思想中的“安”在政治层面主要指百姓生活安定富足，政策推行合乎民心，同时也是民本思想在国家管理中的生动体现。《论语·宪问》中孔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从政者务必遵循的君子之道，是施政治国的理想境界。因此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何以安民”始终是历代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然而做到百姓安绝非易事，大禹甚至将知人、安民二事称作“惟帝其难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安民思想经历了从天命观到民本观的转化，儒道墨法等学说流派均对安民思想从各个角度作过论述，“得民心者得天下”则是各学派普遍认同的理政信条。
唐人魏徵有言，“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治国必先安民，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正是滋养民心的“安民之道”。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宁可去兵去食，也要保留最基本的民信；《左传·僖公》记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意在阐释公信力乃国之根基，更是人民生活安定的根本；西晋思想家傅玄认为，“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深刻揭示了“驱民在信诚”的道理。相反，统治的灭亡往往伴随着民信崩塌。明末由于官僚腐败、横征苛役、刑讼不公以致民信尽失，农民军所到之处杀绝宗室人员以泄心中怨愤；魏晋南北朝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选官制只重出身门第，门阀世家高度控权以致民心涣散，其走向覆灭也是必然。人心不附，鸟散猿吟。民众公信力的过度消耗是一种潜在危机，表面虽无端倪，却在关键时刻显现无疑。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党员干部应当坚持“四下基层”，走好群众路线，树牢“为官避事平生耻”的担当意识和斗争精神，在为民之事上把握“清慎勤”要诀，下足“深实细”功夫，在充分把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做到思有方、谋有据。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坚持源头思维和系统观念，善从点上破题寻策，在面上开花结果，实现由解决一个问题到化解一类问题，把“利民”变成“民利”，用充满温度的民生答卷赢得群众更多支持与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