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怎么建省的？（建省历史）
贵州是怎么建省的？（建省历史）
贵州建省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改变了贵州地区的政治版图，也对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详细叙述贵州建省的历史过程及其重要意义。
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世史家之所以对朱棣多有微词，一方面是因为他夺取政权的手段（他是以武力方式从他的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的）不合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生性过于残忍。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历时3年，他终于攻破南京城，此时，“宫中火起，帝（建文帝）不知所终。”合法的皇帝不见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朱棣只好撕掉“靖难勤王”的假面具，露出篡位夺权的真相，迫不及待地登上龙庭。朱棣要登基做皇帝，必须布告天下，当时，他命令建文帝的侍讲学士、一代名儒方孝孺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朱棣大怒，说：“难道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回答：“诛十族又如何。”朱棣果然诛其十族（行刑七日方止，死837人）。朱棣因此打破了“诛九族”的历史记录，为自己塑造了中国登峰造极暴君的光辉形象。
实事求是地说，朱棣的确不算一个好人，他冷酷、残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简直可以说就是个“坏人”。然而这个“坏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有作为的好皇帝。
作为一国之君，朱棣的确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惊人天赋。他即位之后，以治国平天下的宏才伟略，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空前绝后的“大事”。例如组织编纂《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共计1.1095万册，2.2877卷，3.7亿字，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金字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百科全书）；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将士卒共2.78万人，大船长44.4丈、阔18丈，堪称当时世界船队的巨无霸），以及五征漠北、迁都北京等等，都堪称“大手笔”。说到朱棣的“大手笔”，有一笔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1413年的贵州建省。
贵州省直到明朝永乐时期才建省,
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时间较晚。
但是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
和文化单元早就存在了，这个地理单元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位于处于巴蜀、云南、荆湖、两广之间。
1.黔中羁縻统治
在战国到秦汉早期有夜郎国存在，夜郎国灭亡后，设立群舸郡。不过从汉代之后，中央王朝在这一带的控制就十分薄弱，基本上都是以羁縻的方式存在（羁縻政策：以夷制夷，承认当地夷人头目，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
在改土归流之前，中央王朝能够直接管辖的贵州地区也就是其乌江下游、武陵山一带，古城“黔中”。战国到秦朝，属于黔中郡,西汉之后改黔中郡为武陵郡。
黔中郡孤悬于云贵高原的东北一角,然而这却是中央王朝在贵高原的据点。王朝长期以来凭借这个一角来羁縻管辖云贵高原的东部地区。这个现象从隋朝开始就特别突出了。
隋朝建立后，派遣田宗显南征黔中，随后授予了黔中刺史、黔中太守等职位，允许世袭。此后田氏家族不断向南开拓，唐朝建立后，改黔中为黔州，田氏为黔州刺史。而黔州也是唐朝羁縻管辖乌江流域的据点。733年，唐朝从江南道中划出了黔中道，其首府在黔州，以羁縻地管辖乌江流域地区。
（下图为黔中道地图）
2、从矩州到贵州
唐朝末期，随着播州杨氏的到来，乌江流域已经形成了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和水西罗氏四大地方势力。四大势力极力扩张土地，到了北宋时期，播州杨氏已经兼并了珍州、夷州等地；思州田氏的势力从乌江下游一带向南推进到了广 西边界。而矩州(贵阳)正处于四大势力的中心，也是几大土司所争夺的对象。
北宋初年，乌蛮豪长罗氏入侵矩州，驱逐这里的谢氏，毁其城垣,改名黑羊箐。974年,罗氏进京，以矩州之地归顺宋朝。但是方言将”矩"读为“贵”，因此在历史上就记载为“贵州”。
宋太祖赵匡胤的敕书中就有“惟尔贵州，元在要服”，从此，矩州改名为贵州。
大约100年后，思州田氏强盛，田佑恭南征”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将过去贵州所辖的黔南各羁縻州都纳入其势力范围，一直到了广西边界。因此，宋朝在1107年诏田佑恭入朝，授予为贵州防御大使。到了南宋时期，水东宋氏强盛，1201 年，宋永高攻陷了罗氏据守的贵州，被朝廷授予贵州经略安抚使，总领黔南九溪十八洞。
元朝建立后，四大土司臣服于元朝。元朝改贵州城为顺元城，设置顺元路,八番顺元宣慰司。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拨乱反正，重新将顺元城改为了贵州城，“罢元八番顺元宣慰都元帅府,置贵州卫。改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
3从贵州宣慰司到贵州布政使司（成立贵州省）
元末之前，贵州东部是思州田氏土司的领地，辖一府、十四州、一县、五十二长官司，管辖区域包括今天贵州东部和湘西部分地区，是思州田氏鼎盛的时期。
元朝末年，朱元璋、陈友谅、明玉珍等领导的反元义军席卷大江南北。此时，思州土司田仁厚依附陈友谅势力。
1362年，田仁厚想通过水路更紧密的依附陈友谅势力，于是决定把思州治所由龙泉坪（今德江县龙泉乡）迁到位于舞阳河航道上的都坪（今岑巩县城）。
1364年，田仁厚的堂叔、任镇远知州的田茂安趁田仁厚将思州治所迁移到都坪之机，将思州北部等管辖地方割据，献给在重庆称帝的明玉珍。明玉珍接纳并授田茂安为思南道宣慰使，设都元帅府。从此，田氏思州分为思州、思南二政权，双方相互攻伐数年，这也是思州、思南相互仇杀的根源。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帝后，思南、思州两处土司先后前去献地归附，都得到朱元璋的认可，慑于明廷的威严，双方相安无事，直到永乐年间。
永乐八年（1410年），田宗鼎承袭思南土司，此人生性凶残。据《嘉靖思南府志》记载：田宗鼎任土司后，不准居民住瓦屋、不准种水稻、读书之人不准参加科考；并且对部下官吏放纵，随性杀戮百姓，“曾日刑数人于香炉滩”。
按照明朝的惯例，田宗鼎的父亲死后要守三年孝期，才能接任土司职。这期间田宗鼎就和主持工作的副使、思南宣慰同知黄禧结下了仇怨，双方各自上书朝廷，揭发彼此的罪行。永乐皇帝与朝中大臣都念思南在各土司中最早归顺明廷，有带头的功劳。于是明廷继续让田宗鼎任思南土司，将黄禧调往辰州（今湖南怀化市北部地区）任知府，平息二人的纷争。
此时，思州土司已经传袭至田琛，他对思南的割据一直耿耿于怀，有收复思南的梦想。这个时候，在思南和思州地区边境的新坑山（今铜仁万山）发现了朱砂（水银）矿脉，双方开始争夺，爆发武装冲突。
永乐皇帝朱棣立即派工部右侍郎蒋廷瓒到思州调查情况，田琛见到蒋廷瓒后说他愿意到京城面见永乐帝。
田琛来到了京城，在朝堂上对永乐皇帝说：“至古以来思南是思州的地盘，应该归思州。”
永乐皇帝反问田琛：“当时思南反叛投降明玉珍的时候，你们思州为什么不去夺回来呢？再说划土分疆是朝廷的事，哪有你的事呢？”
田琛无言以对，便控告了田宗鼎的其他一些不法之事。永乐皇帝听后只是警告田琛说：“你守好你的疆域，不要挑起战争，不然就酷刑伺候。（再犯吾磔汝）”
田琛回到思州，在朱砂矿脉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没有在意永乐皇帝的安抚和警告，反而与和田宗鼎有仇的辰州知府黄禧结成联盟，发兵攻打思南，“构杀如故”。这一次田宗鼎打不过两家联军，携带家眷逃跑，田琛在思南杀害了田宗鼎的弟弟，挖开了田宗鼎先祖的坟墓鞭尸，还将田宗鼎母亲的尸首斩刑泄愤；黄禧也在思南抢夺了一番。
永乐皇帝听闻后大怒，多次敕命田琛、黄禧入京，但田、黄二人知道已不为明廷所容，拒不赴京，并起了谋反之心。
这个时候永乐皇帝又派蒋廷瓒来到思南调查。田宗鼎为了置黄禧于死地，向朝廷诽谤揭发黄禧与自己的祖母杨氏暗通；杨氏辩解说因为田宗鼎将亲母勒死，渎乱人伦，自己找黄禧商议遭到田宗鼎报复。所以在《明史》《明实录》就有田宗鼎“出诽言，因发祖母阴事，谓与禧奸，实造祸本。祖母亦发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的不良记录。
蒋廷瓒将田宗鼎的不孝和凶残禀奏朝廷，思州、思南的内讧，成为永乐帝解决思州土司问题的绝佳借口。永乐皇帝命刑部给田琛和田宗鼎定罪，户部尚书夏原吉就说：“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
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朱棣命镇远侯顾成统五万大军压境思南、思州。
顾成，字景韶，江苏扬州人，深通兵法，干练老成，长期在湘黔镇守，是永乐皇帝得力大将。
田琛、田宗鼎见状，组织土兵防御。老辣的顾成深知大军压境，思南、思州土兵皆已外调，内部必然空虚。于是，“斩首行动”应运而生。
《明史纪事本末》《黔记》中均记载镇远侯顾成派出数十名锦衣校卫，秘密潜入思南、思州二城，将田琛、田宗鼎抓去。
（下图明朝贵州建省地图）
贵州建省的意义？
贵州建省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是贵州的战略地位所决定。贵州建省在贵州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讲，贵州省建立的过程，实际上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更是巨大的。其次，贵州地区建省以后，逐步开通了驿道。驿站递铺的增设及府州县大道的开辟，使贵州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产生了三个重要后果:①把贵州纳入了全国的交通网络，无论到北京、南京或其他各省，都有驿道可通，这不仅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贵州的开发环境，既有利于人、财、物力的引进，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②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驿道干线在贵州交会，使贵州成为西南的咽喉重地，从而提高贵州在西南及全国的战略地位；③驿道和大道加强了贵州境内各地的联系，贵阳成了“万马归槽”的地方，因而能发挥其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中心幅射作用。
在贵州建省之初，“地广人稀”可谓是贵州的一大特点。由于人口的稀少，严重的阻碍了贵州经济建设的发展，朝廷实施了“移民就宽乡”的方针。由于大规模的移民，贵州人口急骤增长，促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劳动力向地广人稀的地方流动，大批汉族移民迁来，这对“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说来，增加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加快了贵州开发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及川、湖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文化带进贵州，加大了贵州快速发展的进程，也加大了多民族的融合。自贵州开省以来，中原文化广为传播，人才不断涌现出来，在贵州“开科取士”，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
贵州建省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