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成书背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医学背景
《黄帝内经》成书背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医学背景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虽然是一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健康医学奠基之作，但其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却有着任何一部古代著作都无法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内经》的成书背景
《内经》作为地位尊高的鸿篇巨著是怎样成书的？在思考其成书的背景时，则要从成编的时代背景、成书的文化背景、成书的社会背景、成书的医学背景等予以多维度的审视。
就其成书年代而言，虽然有成书于黄帝时代（约5000 年前）说、成书于春秋战国说、成书于秦汉之际说、成书于西汉说等，但晚近的研究的结果并趋于一致的看法认为，其成编于西汉的中晚期，确切地说，是在《史记》成书（公元前 91 年年底至 90 年初）之后至《七略》成书（公元前 6 年）之前的时段。
如若就其内容的形成而言，大部分内容是春秋战国时代医学经验的纪实和总结，也有一部分内容是成书以后补充了东汉后期的医学研究成就，例如“五运六气理论”内容（不包括《素问》的两个“遗篇”）；也有认为成书于西汉的中晚期，晚近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其学术思想、社会背景、语言修辞特点、所载内容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关的考古发现（如长沙马王堆考古、敦煌考古等）及人文现象等多学科、多角度研究考证，从而得出了《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文献的汇集，其主体部分汇编成书应在西汉的中晚期，大约在公元前91 年～公元前6 年的近百年之间。
因为司马迁记载汉初名医淳于意（仓公）的“诊籍”26 例（共计 29 例，扁鹊 3 例，淳于意 25 例，还有议论 1 例），以及公乘阳庆传给仓公的一批“禁方书”名与《内经》所引古医籍名有相同者，但独无《内经》之名，可见其成书不可能早于《史记》。其成书的时间下限即刘歆奉诏校书时所撰的《七略》。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专著， 医药类属于其中的“方技略”，这部分内容由当时朝廷侍御医李柱国负责编著，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 26 年），说明此时《内经》十八卷本已经成编问世，并著录于刘歆的《七略》之中。由此可知，其成书年代应当在《史记》成书（作者出狱之后，于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史记》的编纂）至李柱国校医书完稿（公元前 6 年《七略》问世）的近百年之间。
（一）西汉社会背景对《内经》的影响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 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 同样也为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发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繁荣的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化是其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因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本书为何以“黄帝”命名的理由了。
（二）西汉文化对《内经》的影响
《内经》主要内容的建构主要汲取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其理论体系也无疑会受到秦汉诸家思想的影响，至于这一时期的“重生”“重民”“重阳”“重土”“天论”“天人合一”政治理念，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重要著述的文化成就，都会在其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该时段的天文历法研究成果，更是其理论构建时必须吸纳的基本材料。
1.西汉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有助于《内经》理论的构建和成书
《淮南子》全面继承了杂家的学术思想，融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于一炉，全面地将生命科学的相关知识渗透于对诸子思想的阐释，为《内经》理论的构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梳理了先秦诸子思想，按其学术体系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首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其六家之说，不仅对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也为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给先秦诸子十家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先秦阴阳、儒、墨、名、法、道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对《内经》生命科学理论的构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在其字里行间俯拾皆是。《黄帝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 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糅杂于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 构建医学体系。
2.重视黄老之学对《内经》的影响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 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为何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3.“民本”思想对《内经》的影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这是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年间确立“民本”国策的思想基础。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是能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和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载有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识，表现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理由。《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民本”思想在其原文中也有所体现。
4.“重生”理念对《内经》的影响
《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春秋繁露》于《循天之道》中专论养生等，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及其成书的，所传载的全部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体现。其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构建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 成书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其成书，这一思想一直传承至今。
5.“天论”理念对《内经》的影响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给予“天”以明析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北宋邵雍注疏语）的内涵界定。若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的自然存在，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
《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 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地秉承了这一旨意，如仅仅就其中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天元纪大论》，《灵枢经》的《天年》《通天》等篇无不如此。在其中 588 次涉及“天”之论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学领域而赋予其特定的医学内涵之外，别无其他意涵。
6.“重土”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西汉时期“重土”思想与西汉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 故当时文化界的著书立说多托名于黄帝。董仲舒更是这一思想的极力倡导者，在他的著述中力主以土为重的理念。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
《黄帝内经》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脉以胃气为本理念的建立，《素问·玉机真脏论》“胃为五脏之本”观念的发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胃与五脏六腑、与全身密切相关的理论等，无不与“重土”思想有关。
7.“重阳”思想对《内经》的影响
“重阳”思想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这一思想充斥于《春秋繁露》。《内经》秉承了“阳为主阴为从”的“重阳”理念，运用于医学体系之中，故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素问·生气通天论》）之说，明确地指出了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阳气盛衰寿夭观念”；
并由此产生了阳气昼夜、四季盛衰规律，总结出了阳气所具有的温煦机体组织，抗御外邪侵袭，主持气化开合，维系阴阳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重阳”思想也成为后世医家重视阳气理论的源头，是明代“温补派”，以及现代“火神派”“扶阳抑阴”治法创立的依据。
8.“天人相应”观对《内经》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思想界十分重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刘安还是董仲舒都是如此，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相应论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皆禀一气而生，在天人同气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天人同构理论，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的观念，指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间，和自然界万事万物是息息相通的，其所构建的生命科学内容及其基本特点与此精神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