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康德与王阳明的思想变革
东西方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康德与王阳明的思想变革
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是天文学领域的一大变革，指的是人们从原来以静止的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认知（托勒密天体模型，即地心说）转变到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的认知。这场革命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开始，一直持续到牛顿时期。而在哲学史上也有两次“哥白尼革命”，一次是西方哲学家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次是东方哲学家王阳明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哲学的大背景是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同时走向了死胡同，理性主义到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最后变成了独断论，经验主义最后休谟这里变成了不可知论，二者都没能完成寻找知识坚固基础的目的。
传统的认知模式都是先预设了在人这一认知主体之外有客观实在，认知的目的就是寻找这种实在以及规律，即主体符合客体。不管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是如此，康德觉得这种认知模式行不通，否则就不会双双走入死胡同了。
康德思考能不能把这种认知模式倒转过来呢？即客体符合主体。确实是可以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这一认知模式的论证。
什么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呢？
从近代的笛卡尔开始，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哲学的任务变成了为认识世界，为知识寻找稳固的基础。康德依据休谟对知识的划分，将命题分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分析命题对应休谟的观念的知识，你也可以理解为套套逻辑，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和经验事实无关，不产生新知识，这是唯理论的研究进路；而综合命题对应休谟的事实的知识，这种命题可以产生新知识，但是不惧普遍必然性，这是经验论的研究进路。
举个例子。“物质是广延的。”这个命题就是分析命题，因为物质的基本属性就是长、宽、高的广延特性，物质本身已经包含了逛延性，所以这个命题具有普遍必然性，必为真，但没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而“这个杯子是蓝色的”这个命题则是综合命题，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因为蓝色并不是杯子的必然属性，但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知识。
康德想如果有一种命题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能产生新知识，那就可以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了。康德认为这样的命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其中“先天”指先天的知识，如形式逻辑、数学公理等，“综合判断”是指后天的知识，是我们感官经验。康德的任务是证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命题是可能的。因此，康德提出“先验感性论”“先验知性论”与“先验理性论”。
康德认为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需要经过人本身固有的认识形式才可以被认识到，知识的形成是客体符合主体的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一过程。人类的认知形式就好比一张很大的知识之网，当各种各样的杂多经验通过这张网时，在网上留下的才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的知识，而被漏掉的其他部分是我们无法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康德说无法认识“物自体”。
这种认知形式是人类先天存在的，对知识起到过滤和限制的作用。在先验感性论里面，这样的认知形式是时间与空间，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感性认识的先天认知形式，但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基本属性，只是我们只能从这两个角度去经验事物。而在先验知性论里面则是范畴，康德的范畴共包含12个，其中就包含大家熟悉的因果关系，在康德眼里，因果关系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存在的规律，它仅仅只是我们先天存在的认知形式。
康德认为获得知识的具体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们首先通过感性直观-时间与空间获得杂多经验，然后经过知性范畴对杂多经验进行整理、归类获得知识，最后通过理性将知性获得的知识进行进一步的更高级的统一。
王阳明的“哥白尼革命”
清末大学问家梁启超曾以“三不朽”作为依据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明阳，半个是曾国藩。充分说明王阳明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儒学本是道德学说、圣人之学，真正使其具有哲学意蕴应该是从大儒朱熹开始的。朱熹时代，儒学面临道学与佛学的挑战，相比于道学与佛学，儒学关注点在人类社会上，没有宇宙与人类关系的学说，而这刚好是道学与佛学的优势，儒学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朱熹吸收道学、佛学以及阴阳学等思想创立了儒学的宇宙论，带来儒学的复兴。
朱熹认为宇宙万物由理与气组成。理是天决定的自然法则，是万物的本质，与柏拉图理念分有的阐述类似，而气是指构成万物物质形状的小微粒子。朱熹认为人的理就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秩序，也是天决定的客观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具体指“仁义礼智信”。而心是由性和情（欲望与情感）组成，源于理的人性本质为善，也就是“性即理”，但创造我们肉体的气会作用与心产生欲望和情感。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学习儒家经典、格物致知）来正理，同时除去由气产生过多欲望，即“存天理、灭人欲”，若能掌握宇宙之理，则可达圣人境界。
王阳明从小接受圣人之学，理想当然是成为圣人。如何成为圣人，朱熹已经指明了道路。
王阳明天生是一个行动派，不是说格物致知吗，那就去格物吧，但是几天后，他并没有格出什么理，反而自己还病倒了，他开始对理学产生怀疑。而政治上不如意让其官贬贵州龙场，在那里，传说王阳明有一天突然顿悟：认识理，根本不需要向外求，理就在自己的心里，心即理，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
朱熹认为宇宙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客观的性与理的世界，另一个是主观的心的世界，理来源于天，人性的理也由天赋予，所谓“性即理”。而王阳明则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心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所谓“心即理”。这与康德的主客体倒转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人心如何与天理相通呢？
这个问题与康德的知性范畴如何与经验联系起来是一个问题。康德的回答是通过想象力产生的图式，这个图式你可以理解为模型，模型具有知性范畴的特性，比如逻辑的形式，同样模型也具有经验的特性，模型的变量总是现实事物的指称，图式也是如此，这样人固有的认知形式就与经验连接起来了。
而王阳明的回答则是致良知，善就是天理，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传统，人性本善，每个人都有良知，所以良知就是人与天理的桥梁，通过致良知，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理的知识，即是如此，则人人皆可为尧舜。
如何致良知？
良知在心中（与康德的先天认识形式一样），要呈现出来，只能去行动，去实践，所以王阳明的圣人之学非常注重道德实践。在朱熹那里，知是知，行是行，而在王阳明这里知行合一。
康德哲学和王阳明的哲学都具有先验的特征，他们都承认人类心灵固有的认知形式决定了我们的认知，从认知的角度都逆转了传统的认知模式，突出了人作为认知主体的主体性。他们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出发点应该是人本身，人的认识模式决定了人可以认识什么，知道什么，在这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这其实是人为自然立法，人本身才是我们认知的起点。
康德哲学与王阳明的哲学都非常具有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在于突出人的自主性，人的自由意志。康德本身就是启蒙时代主要哲学家，三大批判就是对人是什么的哲学回答，对启蒙运动影响甚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直接影响了整个东方，在他之后，每个人都有不再依赖外在道德权威的理由，因为每个人自己就与理是相通的，近代的思想解放其实是从这种道德自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