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奇克与罗尔斯：当代自由主义的两大流派
诺奇克与罗尔斯：当代自由主义的两大流派
罗尔斯和诺奇克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支配了西方政治哲学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发展，确定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主线。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两位思想家在程序问题、分配正义问题和平等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分歧。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译者前言（五）
作者 | 罗伯特·诺奇克
翻译 | 姚大志
诺齐克与罗尔斯
罗尔斯和诺奇克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支配了西方政治哲学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发展，确定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主线。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自由主义者。而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则是共同的：他们都自称自己的理论属于义务论，都坚决反对功利主义，而且都在与功利主义的对立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两者的正义理论都依赖于道德哲学，都主张正当优先于善；两者的正义理论都以个人为基础，都强调人的多样性和差别性；他们都承认自由的优先性，都对目前西方通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给予肯定；两者的正义理论最终都求助于康德伦理学，都诉诸于“人是目的而不能被用作手段”。
诺奇克尽管尖锐地批评了《正义论》，但也对罗尔斯及其正义理论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认为：《正义论》非常有力、深刻和精致，将众多给人以启迪的观念综合为一个整体，是自约翰·密尔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著作；罗尔斯的《正义论》如此重要，以至于此后的政治哲学家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从事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在其理论框架内工作的理由。
但是，他们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共同点，而是不同点。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尽管诺奇克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或明显或隐含地以罗尔斯为靶子，然而还是单独辟出一节专门批评罗尔斯。
诺奇克与罗尔斯的主要理论分歧可以归纳为三点。
首先是程序问题
罗尔斯的程序是契约论的，契约论强调了正义原则本质上是人的理性选择。罗尔斯认为古典契约论存在两个错误：第一，它以形而上学的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第二，它的当事人完全是自私的，只知道追求个人的善。为此，罗尔斯提出了新契约论。通过无知之幕的设计，他赋予新契约论以这样的力量：在原初状态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无论它们是什么。这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思想。罗尔斯的程序是这样一种程序，即人们一旦接受他的程序，一旦进入原初状态并受无知之幕的约束，那么他们就必然地同意他的正义原则。因此，对于罗尔斯，古典契约论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虚构性，而是它不允许真正的选择，尽管合理选择是它的理想。也就是说，正义原则作为选择的结果是由它的特定程序保证的，而这种程序的设立却是任意的，虽然设立它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选择的任意性。
诺奇克反对契约论，但赞成程序主义，并且认为他自己的理论就是程序主义的。相反，在诺奇克看来，罗尔斯的契约论看起来是程序主义的，而实际上却不是。罗尔斯为其正义原则的产生设计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是正义的，无论它是什么。但是，诺奇克批评说，罗尔斯为这个程序规定了一个外在的标准——差别原则，而没有满足差别原则的程序实际上都被排除了。差别原则本身是一个结果原则，不是一个程序原则。罗尔斯表面上重视程序，实质上强调结果，看起来是程序主义的，实际上是结果主义的。这样罗尔斯在理论上陷于两难的困境：如果程序是重要的，那么罗尔斯的理论就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产生出正义的程序原则；如果程序是不重要的，那么罗尔斯就没有为其正义原则提供充分的支持，因为正义原则应该是正义程序之结果。
其次是分配正义问题
罗尔斯主张，当代社会分配领域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悖于正义的理想，从而是必须加以解决的。诺奇克承认社会分配领域中不平等的存在，但他认为这种问题不应由国家通再分配来解决，否则就会侵犯个人的权利。罗尔斯用以解决不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差别原则，他试图从“最不利者”来确定基准，以达到最可辩护的平等。诺奇克则用资格理论来对抗差别原则，他主张只要个人财产的来路是正当的，符合正义的获取原则和转让原则，那么任何他人、群体和国家都无权加以剥夺。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论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否定的部分，即说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产生于人们在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条件方面的差异，而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些差异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也就是说，作为其差异之表现的不平等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纠正的。那么如何纠正这些不平等呢？
罗尔斯的办法是再分配。这种从一些人那里取走财富然后转给另外一些人的再分配有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对此的回答就形成了关于差别原则的另一部分即肯定的论证。肯定的论证包括两个理由：第一，人们都从社会合作中受益；第二，自然天赋是人们的共同财富。
诺奇克对罗尔斯的论证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对差别原则给予了严厉批评。诺奇克据以提出批评的理论根据是他的资格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持有符合正义的获取原则和转让原则，那么他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罗尔斯从一种历史的观点来证明不平等是应该加以解决的。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人类逐渐由不平等变得更为平等的过程。在历史的早期，社会是等级制的，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一个固定的社会位置，这里毫无平等可言。等级制被废除之后，出现了一种机会的平等或“自然的自由”，每个人的所得或社会地位取决于激烈的竞争。显然，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条件对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其结果是严重的不平等。在罗尔斯所说的“自由的平等”中，导致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被消除了，但自然天赋的因素依然存在，从而依然也存在着不平等。在罗尔斯看来，这些自然天赋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和任意的，它们对收入和社会地位产生的优势在道德上是不应得的，所以应该彻底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的平等”。罗尔斯的观点是激进的，但还不是平均主义。他不主张完全拉平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而是主张通过改善社会中“最不利者”的处境来缩小人们之间的差别。
诺奇克对罗尔斯的这种证明提出了强烈批评。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以“最不利者”为基点来解决不平等问题，而“最不利者”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诺奇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原初状态中的人应该考虑的是关于个人的正义原则，而不应该是关于某个群体的正义原则，因为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的动机应该是个人的，不会是群体的。他认为，如果考虑问题的基点是个人，那么每个人对社会或他人做出了什么贡献，以及是否得到了与其相应的回报，这是清清楚楚的，从而没有差别原则的用武之地。如果考虑问题的基点是群体，那么个人的贡献与回报就搅成一锅粥了。
诺奇克认为，无论从道德的观点看人们的自然天赋是不是任意的，人们对其自然天赋都是有权利的，对来自于自然天赋的东西也都是有权利的。对于诺奇克，“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并不等于它们没有意义，也不意味着应该加以纠正。诺奇克指责罗尔斯将人们的所有价值都归因于“外在的因素”（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条件）完全否定了人的自主性、主体性、人的选择能力和责任，这样其理论就是对人类形象的贬低，而罗尔斯的本意应是提高人类的尊严。应该承认，诺奇克对罗尔斯的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没有充分重视人的主观努力与其财富和地位的关系，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主要缺点。
罗尔斯为“差别原则”所需的再分配进行了论证，这种论证的第一个根据是“社会合作”。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必然加入到某个社会合作体系中，·并由此获益。罗尔斯认为他的这种主张依据于一种直觉：由于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体系，所有人都不会拥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该能够导致每个人都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
诺奇克根本不承认这种直觉的说服力。第一，如果正义问题与社会合作有关，那么在没有社会合作的场合，就不需要正义原则。没有社会合作，谁对什么东西拥有权利，这是一清二楚的。一引入社会合作，资格问题就立即变得模糊不清了。第二、在诺奇克看来，参与一种社会合作体系实质上就是从事一种基于市场制度的自愿交换，每个人在交换中都得到了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所以，这里不仅根本不存在再分配的问题，而且也不存在分配的问题。第三，诺奇克认为，罗尔斯的社会合作概念所强调的东西是互惠性，但是以差别原则为正义原则的社会合作体系只代表了那些才智较低者的意愿，只提供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而很难吸引那些才智较高者的自愿加入。诺奇克认为，社会合作已经使那些才智较低者受益了，如果实行差别原则，则会使他们更加受益。因此，这种社会合作体系不是对称的，不是中立的，从而也不是互惠的。
罗尔斯为差别原则提供的第二个根据是关于“共同的财富”的论证。罗尔斯否认个人应该从其自然天赋中获利，而应该把自然天赋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财富。无论这种自然天赋的分配降临在每个人身上的是什么，其利益应是所有人共享的。也就是说，应该把自然天赋的分配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资产，以致较幸运者只有通过帮助那些较不幸者才能使自己获利。
诺奇克针对罗尔斯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反问，其中包括：一方面，他指责“差别原则”的心理基础是嫉妒，才智较低者嫉妒才智较高者，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共同的财富”或者“集体的资产”这类说法暗示了一种“人头税”的合理性，这样，那些正在利用自己自然天赋的人就是在滥用公共资产了。
最后是平等问题
最重要的现代政治价值是自由和平等。关于自由，诺奇克与罗尔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两人之争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平等。罗尔斯认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从而不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解决的。诺奇克则主张正义同平等无关，正义在于坚持人的权利。归纳起来，诺奇克反对平等要求的论据有三个。第一，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诺奇克以篮球明星张伯伦的例子说明，任何强行的平等最终都将变成不平等。第二，不平等是不幸的，但不是不公平的。第三，平等的主张缺乏根据。诺奇克抱怨人们对待平等与不平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一种分配出现了不平等，那么人们都坚持要求一种关于不平等分配的证明。但如果分配是平等的，那么则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似乎平等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诺奇克认为，平等也需要提出证明。
在诺奇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中，反映了两人的理论基点的分歧。罗尔斯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诺奇克是权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坚持自由和平等不可分离，诺奇克坚持自由至上。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不仅在理论上是一部经典，而且它所表达出来的政治哲学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的保守主义转向提供了思想基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各国开始朝福利国家的目标前进。一直到60年代末，西方各国经历了一段辉煌的社会发展时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这一历史时代的完美的哲学表达。到了 80年代，以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的上台为标志，西方的政治思想潮流发生了变化，保守主义开始流行。这种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自由主义，即洛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诺奇克的极端自由主义是这种政治潮流的思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