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评价姚雪垠《李自成》：惊为天人，水准尤胜《水浒传》！
吴晗评价姚雪垠《李自成》：惊为天人，水准尤胜《水浒传》！
《李自成》这部蜚声中外的历史小说，如果从1957年10月姚雪垠动笔的那一刻算起，已经历经了42年的风雨岁月；而若从1963年7月它首次出版问世算起，也已有36载光阴。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与出版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波折与考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毛主席对其的深切关注与扶持。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毛主席曾在两次紧要关头，向姚雪垠伸出援手，明确指示他要坚持完成《李自成》的创作。这一举动，无疑为姚雪垠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使得这部小说得以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
这样的重视与关心，在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它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出版史的篇章之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李自成》的研究也呈现出愈发深入的趋势。这一变化，既得益于学术研究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与研究者自身理论素养的提升密不可分。如今的研究者，能够以更加学理性的视角，去客观、全面地审视和评价《李自成》的各方面成就与存在的不足。
举例来说，有的研究者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李自成》在开创中国历史文学史诗范式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犀利地指出：“《李自成》的前半部分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充满了文学魅力；主要人物李自成的形象鲜明立体，富有智慧和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后半部分却显得乏味枯燥，亮点寥寥。尤其是第四、第五两卷，不仅篇幅缩减，而且大量内容用于对历史的图解和分析，导致小说的文学性大打折扣。”
此外，新世纪的研究还体现在视野的开阔和理论的多样化上。比如董之林先生深入探讨了新史学运动中唯物史观和清代朴学家的治学精神对姚雪垠历史观念的影响。
在《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的研究历程中，学术界也曾掀起过波澜。1988年2月，刘再复在《文汇月刊》和《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对《李自成》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李自成》的第一卷是“伪浪漫主义猖獗时代”的产物，并声称小说的质量“一卷不如一卷”。他归咎于作者姚雪垠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认为这样精心设计的人物变成了抽象的寓言和简单的时代精神传声筒。
李自成、高夫人等主要人物，都被他视为这种传声筒。刘再复批评说，这种人为的古人现代化，甚至经典化的做法，显得非常不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并非专门研究《李自成》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为一本新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外文译本所写的序言，另一篇则是他与刘绪源的对话记录。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刘再复对姚雪垠之前的商榷文章中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并提出了上述观点。
在1986年和1987年，姚雪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刘再复的“两种规律”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以《李自成》的创作为例，强调人物塑造不能摆脱“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环境）”的制约。他认为，“作家的历史知识、哲学思想、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对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他批评刘再复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消除了人的主体性的观点，认为这“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缺乏严肃的学风”。
学术争鸣和批评针对不同理论观点是文艺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推动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这场论争中，刘再复将《李自成》与“极左”文艺的“三突出”原则相联系，并予以否定。
这种直接从政治角度立论的做法，使得原本属于学术争鸣的问题被政治化。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批评方法是不可取的。这场论争也提醒我们，在学术讨论中应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
深入研读《李自成》，我们会发现姚雪垠所追求的“真实”在细节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诸如服饰器物、礼仪规范等细枝末节，以及对反面人物的精雕细琢。然而，当笔触转向正面人物和农民军时，他却更多地采用了“虚构”的手法。这种在同一作品中交织出现的两种真实观，究竟隐藏着姚雪垠怎样的难言之隐？这种文学结构又该如何解读？
《李自成》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其深度和广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单纯以“反历史主义”来标签它，显然是过于简化了。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其背后的学理逻辑。目前，研究者们普遍将《李自成》的五卷本视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和阐释，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能过于笼统，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部作品。
毕竟，每一卷的创作和出版时间跨度较大，期间作家的生活和心境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特别是从第三卷开始，作品采用了先由作者口述、助手整理、再经作者修改补充的完成方式，这无疑会对作品的连贯性产生一定影响。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李自成》第一卷为姚雪垠带来了极高的声誉，这也意味着这一卷最能真实、完整地展现他的艺术思想。因此，在评价《李自成》的文学史地位时，我们应从五卷本的整体视角出发；但要深入剖析姚雪垠的美学思想，则必须精读第一卷。
在分析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时，姚雪垠虽然有时会以作者的身份直接阐述观点，但他更擅长通过曲笔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例如，在第四卷中，他通过窦美仪之口来总结崇祯亡国的原因。窦美仪，这位前朝懿安皇后身边的女官，后成为李自成的宠妃，她以聪慧明理的形象出现。当被问及大明江山为何亡国时，她指出了积弊和失民心两大原因，引用古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来强调民心的重要性。
同样地，在第五卷中，姚雪垠又借高夫人之口来剖析大顺迅速失败的原因。高夫人在李自成牺牲后成为起义军余部的决策者，她回忆往事时指出，闯王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够深得民心，但随着局面的打开，他们逐渐忽视了百姓的苦乐和渴望稳定的心情，从而失去了民心。这种通过角色之口传达作者思想的方式，既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作者的观点。
姚雪垠在刻画人物的悲欢命运时，展现出了他精湛的对比和曲笔技巧。他巧妙地对比了不同人物的命运，例如将李自成、崇祯、多尔衮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呈现了明末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
同时，他还通过对比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态度，深刻揭示了在大历史背景下，每个人的选择和个性特征如何被凸显出来。更进一步，他通过对比同一个人物性格的前后变化，细腻地描绘了历史的波澜壮阔。
此外，姚雪垠还善于运用曲笔，为小说的悲剧性氛围做了充分的铺垫。他巧妙地通过人物之口，深入剖析了崇祯亡国和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使得小说的历史深度和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和生动。
《李自成》的出版颇具传奇性。
1961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的邵益文赴武汉约稿。当他听闻姚雪垠正在撰写史学方面的稿件时，便兴致勃勃地前往汉口璇宫饭店寻找姚雪垠。然而，见面后邵益文才发现，姚雪垠所撰写的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历史小说——《李自成》。邵益文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出版社。
文学编辑室的江晓天得知此事后，立刻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姚雪垠写信，表达了出版这部小说的强烈意愿。姚雪垠在回信中透露，《李自成》的第一卷稿件已经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希望他们能组织明史专家审阅稿件，以便进行最后的修改和定稿。
江晓天和编辑室主任阙道隆商讨后，决定全力争取《李自成》的出版权。于是，江晓天又执笔给姚雪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真挚地表达了中青社对出版《李自成》的殷切期望。这封信深深打动了姚雪垠，他在回信中表示：“第一卷还需要进行一次修改才能面世，但并非大动干戈……如果北京的同志们看过后的评价与我的预估大致相符，那么第一卷可以在明年春天完成修改，秋天即可出版。
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热情，我同意：如果这部稿子未来具有问世的价值，就交由你们出版。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共同致力于这项事业，我也希望你们在完成这项工作时能给予我必要的帮助。关于如何提供具体帮助，我们可以慢慢商讨。第一部稿子目前在中国作家协会。
既然我已经同意由你们出版，并将完成《李自成》作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我希望你们能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取得联系。一方面请领导机关派人审阅稿件，另一方面也请你们抽出一位同志花费几天时间审阅稿子。这样做，一是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二是让你们了解这部稿子的全貌，以便在具体工作上给我提供帮助。”
江晓天读完姚雪垠的来信后，毫不犹豫地寄出了约稿合同；同时，他积极与中国作家协会沟通，终于在1962年1月成功获取了《李自成》第一卷的稿件。他立刻投入到审读工作中，深感这是一部瑰宝般的佳作，从而更加坚定了中青社出版《李自成》的决心。随后，出版社决定派遣江晓天亲赴武汉，与姚雪垠面对面交流意见，以期能在下半年顺利推出《李自成》第一卷。
当时，姚老正在汉口饭店参与会议，江晓天与他进行了两个上午的深入交流。第一个上午，江晓天激情澎湃地分享了对书稿的见解、评价以及进一步的修改建议；而第二个上午，姚老则详细阐述了他对江晓天建议的考虑与回应。
二十年后，姚老在撰写《学习追求五十年》回忆录时，依然对这次交谈记忆犹新：“那次会面，江晓天同志对党的文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和真诚深深打动了我。虽然这种热情和真诚在团中央十年浩劫前是一贯的，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共同风格，但在江晓天对待出版《李自成》这部小说的态度上，这种精神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在姚雪垠和江晓天拜访吴晗之前，吴晗已经两次主动约见江晓天，表现出对《李自成》的极高热情和兴趣，并给予了作品极高的评价。
他赞不绝口地对江晓天说：“《李自成》第一卷在人物刻画上真实、合理，写得非常出色，完全符合历史背景。”他还特别提到，“作品中的语言，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生动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我可是三天就一口气读完了。依我看，这部作品的品质绝不在《水浒传》之下，甚至更胜一筹。”
吴晗对《李自成》第一卷的征求意见稿审阅得极为仔细，他用红笔认真改正了稿件中的错别字，补充了遗漏的文字，并对用词不当的地方一一画线标注，还加上了详尽的眉批。
他特别指出：“在处理明清关系和汉满关系时，我们不能将其描述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写满人入侵、明朝抗清都是不准确的。这些应该被看作是国内兄弟民族间的关系，是内部矛盾。因此，某些表述需要作出相应修改。”在姚雪垠拜访吴晗之前，江晓天已经将吴晗的这些宝贵意见转达给了他，因此姚对吴晗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在吴晗的家中，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之后，吴晗热情地邀请姚雪垠和江晓天一同前往北京饭店共进晚餐。在餐厅的雅间里，他们畅所欲言，纵论历史、历史小说以及《李自成》创作中的诸多关键问题。姚雪垠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同时表达了对小说出版后可能面临的历史问题批评的担忧，担心这些批评会干扰他完成后续卷目的创作。
听到这里，吴晗猛地一拍桌子，豪气干云地说：“你不用担心，如果有人从历史角度对你提出批评，我吴晗会站出来为你辩护，与你共同应对这场笔墨官司。”
姚雪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勇敢地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创作之路的基石有两点核心原则：首先，他坚信历史小说应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完美交融，而深入钻研历史科学则是实现这一交融的前提与基础；其次，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巧妙运用小说创作的艺术法则，从而跳脱出历史的桎梏，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
《李自成》这部作品，无疑是对“五四”以来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单线发展模式和传统的有力颠覆，它开创了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创作格局。姚雪垠在小说结构的构建以及美学思想的运用上，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贡献了丰富的经验。
读完《李自成》后，我们不仅能深刻理解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更能领悟到各种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作品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以及多彩的艺术魅力，充分展现了姚雪垠独特的创作个性和源源不断的艺术生命力。
在我们的交流中，大家达成了共识：姚雪垠在其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将他在其他作品中的成功探索与经验悉数融入《李自成》之中，而这部小说中的许多创新与突破，却是他以往作品中未曾出现的。因此，在《李自成》出版五十年之际，深入研究其创作过程，可以提炼出大量宝贵的经验，并引申出众多议题，如美学思想与创作方法、悲剧思想与悲剧艺术、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传统手法与创作个性、文学语言与文学大众化、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