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常荫槐勾结日本人？日本人对他们评价：不讲道理
杨宇霆、常荫槐勾结日本人？日本人对他们评价：不讲道理
1929年1月18日晚，大帅府，老虎厅，突然六声枪响打破了宁静的夜晚，随着枪声消散，两个对东北至关重要的人物落下了帷幕，他们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
对于张学良“枪毙杨常”一事原因，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引得无数人推测，毕竟二人是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的得力干将，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这样被他儿子枪毙了，原因势必不简单。
张学良给的判决是“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此事并不假，但是在后人的眼里却变了味，将“阻挠国家统一”同“勾结日本人”挂在了一起，更有甚者直接称呼二人“汉奸”、“卖国贼”。
不可否认，杨、常二人的确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错误，但是错误绝对不等同于汉奸卖国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事实上，杨、常二人都是爱国人才，在维护国家权益这一块，二人做法没毛病。
杨宇霆，字麟阁，后改称邻葛（意以诸葛亮自喻），1885年生，辽宁省法库县人。前清附生，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归国后，历充奉军参谋长、总参议、兵工厂督办等要职。
杨宇霆因“遇事是是非非，不稍回曲”，勇于任事，敢于负责，精明下练，才略过人，素有智囊之称。特别是对日交涉，这是当时最感棘手的问题。而杨自霆或运筹帷幄，或折冲于樽俎之间，每次都能将事情完美解决。
因此，凡奉军与日本的重大交涉事件，都由杨出谋划策。杨的立场是鲜明的，如在一次会谈中日本公使芳泽指责中国所建大通、奉海等路与南满路为平行线，是破坏条约等等。
杨反驳说，
“南满铁路乃是日方从帝俄取得的权利，本以辽东为限，我们在辽西建筑铁路，并不违约，而且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筑铁路，日本无权反对”。
杨对日本的策略是软硬兼施，相机利用。有时利用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矛盾，有时利用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
日本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脱离政友会，组成第三党（政友本党），要推翻积极侵华的田中内阁。杨宇霆认为这是个可利用的好机会，可将张作霖被刺一事内幕透露给床次，为日本内部制造纠纷。
之后，杨就将奉天交涉署署长高奉五（清和）找到家里来，把张雨亭先生被炸这个案子，东北当局所收集到的资料和照片，再加上抗议文等原件交给了齐世英，请齐带到日本去，供床次运用，“把田中轰走”。
据说，这确实成了床次倒田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正因为这样，所以日本对他感到棘手既无法收买，又无法去之，深感不易对付。
王家桢认为杨宇霆“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说杨“对东北政治与日本问题的分析是很透彻的”。
王家桢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张学良“对王格外信任”，张学良当政时，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題主要由王负责处理。王和杨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王之间的关系密切。王家桢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比较客观的，所以，杨宇霆“勾结日本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常荫槐，字瀚襄，1889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常素鄙“尸位素餐”之辈，办事雷厉风行，果断明快，干练多才，敢做敢当。
第一次直奉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奉派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1925年常荫槐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时，新建打通铁路（从大虎山到通辽）就是由常负责，迅速修筑成功的。
日本对中国打（虎山）通（辽）线铁路“最为重视”，认为它侵害了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曾屡次提出严重抗议。常不但不怕威胁恫吓，迅速建成打通铁路，而且确实是实际执行“包围满铁计划”的杰出人物。
所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甚至千方百计想加害于他。
1927年，张作霖任北京政府大元帅，潘复组阁任总理。当时日本曾迫张作霖签订新五路条约，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休想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
时常荫槐任交通部长，首当其冲，不主张签字，有意“采取了回避政策”。当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又突然到北京，当日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天津。”
另据日方资料记载，在拟定中日合办天（宝山）图（们）轻便铁路改成宽轨并延长至敦化的合同时，日方曾担心仅有张作霖以个人身份签字怕将来在手续上或有不完备之处，故要求一定要由代理交通总长签字。
张作霖对此虽表示应允，但常得知这一“应允”时，立即表示：
“宁可丟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宁可牺牲代理部长职位也不能答应什么条件”。
当时总理潘复虽奉签字之命，但部门印章和总长的印章均在常荫槐手中保管。因常反对签字，潘复曾主张用他自己的印章，但日本人执意要求用部门印章和总长印章，希望他能好好劝劝常荫槐。
潘复认为让常答应是非常困难的，但因有大帅命令，后又经种种劝说后，常荫槐才勉强说：吉敦延长线及其它一线可以签字。其它三线决不能签字。
张作霖被炸身死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日本要求承认和履行张作霖签署的所谓合同。常荫槐对日本代表说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仍表示坚决不接受屈辱的协定。因此日本对常荫槐更加忌恨，并破口骂常“很不讲理”。
京沈铁路原来相当混乱，特别是军人乘车，“妈拉巴子是车票，后脑勺是护照”，无人敢过问。自常荫槐任铁路局长后，经他大刀阔斧地加以整顿，路局面貌迅速改观，京沈线一跃成为中国的模范路局之一。
常荫槐任黑龙江省长期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事实表明，常荫槐不但有才干而且也是爱国的，特别是在维护路权问题上，更是功不可没，令人钦佩，绝无卖国求荣之嫌。
通过以上案例可知，在民族大义，国家权益面前，杨宇霆、常荫槐绝不马虎，说他们是“卖国贼”完全不成立，至于他们二人为何不同意“易帜”，其实也有现实原因。
杨、常之所以表示不同意易帜，是觉得蒋介石这个人靠不住，他无法统一中国，而到时因易帜与日本结怨发生冲突，恐怕中央军爱莫能助，而单凭东北一地之力是决无法抵抗日军的。
而且，一旦真的爆发冲突，恐怕将引起中日全面战争，这绝对不是当时的中国所能承受的，基于这样的担忧，杨、常二人反对易帜也不是毫无道理。
再者说，这只能说个人立场不同，但仍是为东北，为国家考虑，与“汉奸”更是扯不上关系。
（参考资料：《试论“杨常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