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利他主义：我们该如何行善？
有效利他主义：我们该如何行善？
假设你能找到10万美元去做慈善，你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你家乡的艺术博物馆正在为兴建新的侧楼而筹措资金，这样就有空间来展示更多的藏品。另一个选择是，有组织希望你向他们捐款，以组织手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受沙眼困扰的人恢复视力。你现在来看看，根据你所预期的捐款所能产生的善，你该如何选择？
城市上空的阳光
[瑞典]Leander Engström
是否某些捐助领域客观上更有价值？
让我们回到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的页面“找到你的慈善关注点”。在列出了我们上一章所讨论的各个条目之后，该页面问道：“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答案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没有答案是因为问错了问题，但即使是问对了问题，答案也会是错的。
“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正确的问题，因为准备捐助的人应该问：“在什么地方我可以行最大的善？”想想我自己的处境。在1972～1973年，我讨论过两个不同的捐助方向：在《饥荒、富裕和道德》一文中，我写的是全球贫困，而在《动物解放》中写的是如何对待动物。当时并非只有这两个问题需要解决—越南战争还在继续，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仍在。我当时已经是素食者，参与过反战游行，并向乐施会捐款。我应该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所有能力投入到哪个领域中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并未考虑哪个问题更迫切（也就是说，哪个问题最需要我们付诸行动）。甚至也没有考虑哪个问题最重要，而是考虑，在哪个领域我可以引起最大的改变。当时我认为应该是动物苦难，因为虽然有许多能力出众的人已经在为全球贫困、越南战争和裁减核武器而极力奔走以及撰写文章，但是几乎还没有有识之士呼吁人们来彻底地改变动物的道德地位。当时有过一场动物福利运动，但那场运动主要关心的是遭受虐待的狗、猫和马，农场动物只得到了极少的关注，而大多数由人类引起的苦难至今仍在动物身上发生。
当前一个相似的情境是在环境问题与疟疾之间做比较。相关领域中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迫切需要达成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协定。但是已经有许多政府和组织在为此努力。而私人捐款者则很难确信自己的行动能否更有利于此协议的达成。与此相反，为保护孩子免受疟疾而分发蚊帐，至少从全球角度来说，并没有那么迫切，但是个人更容易在分发蚊帐的数量方面引起改变。所以我们应该问的不是什么是最迫切的，而是在哪里我能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这里指的并不是当下，或这个月或这一年所能产生的最大影响，而是在最长的时间里由我的行动所产生的可预见性后果。
如果我们问这样的问题，是否依然没有客观的答案呢？
假设你能找到10万美元去做慈善，你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你家乡的艺术博物馆正在为兴建新的侧楼而筹措资金，这样就有空间来展示更多的藏品。另一个选择是，有组织希望你向他们捐款，以组织手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受沙眼困扰的人恢复视力。我们现在来看看，根据你所预期的捐款所能产生的善，你该如何选择。假设新的博物馆侧楼将花费5000万美元，在其50年的预计使用时间内，每年将有100万人到此参观，总计会为博物馆增加5000万次访问次数。由于你的贡献占成本的1/500，因此你可以宣称自己的行为提升了10万人次的审美体验。但是如果你向治愈失明的手术捐款呢？如果我们用上一章中提到的最保守的数字计算，比如说，恢复视力手术的平均成本是100美元，所以捐献10万美元可预期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1000名穷困人口恢复视力或预防视力下降。
因此，一边是，我们提升了10万名博物馆参观者的审美体验，另一边是，我们使得1000人免受15年失明生活的困扰，并避免了失明给那些没有社会保险的穷人带来的所有问题。失明的人可能无法工作，整个家庭由此可能失去收入，如果是女性带着需要照看的小孩子，最年长的女儿通常就不得不辍学去帮助母亲，因此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对比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然后判断我们该选择哪一个。
直观上来说，我们可能会这么回答：避免15年的失明和无法欣赏艺术博物馆新侧楼之间的差别太大，以至于我们不需要通过列举数字来分析问题。不论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博物馆的参观，其重要性都无法胜过保护某人的视力，以使他免于长年的失明。哈佛大学的哲学家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捍卫了类似的观点，他邀请我们想象下面的场景：在直播足球比赛时，一个技术人员在电视台的信号发射室遇到意外，技术人员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除非中断直播并因此而剥夺所有球迷观看比赛的快乐之外，无法解除这种痛苦。比赛还要进行一个小时。在斯坎伦看来，无论有多少球迷在看这场比赛都不重要，就算有10亿观众正在看比赛，我们也不应该试图计算球迷的快乐，并考虑这些快乐是否比技术员的痛苦更重要。用斯坎伦的话说，当我们面对那些“承受沉重负担”的人，多数人的较小的快乐总和毫无“值得辩护的分量”。
直观上，这个答案听起来可能很有吸引力，而且并没有反对将款项捐给全球贫困人口，而不是博物馆，但是，很多实效利他主义者仍然会对下面这个观点感到不舒服，即在沉重的负担与大量的程度较小的伤害之间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线，因为后者并不重要。幸运的是，对那些对此感到不舒服的人，还有另一种方法来捍卫同样的想法，认为我们应当用我们的钱来救治1000位失明15年的人，而不是去提升10万人的博物馆体验。
试想一下：假设你要在参观艺术博物馆（包括新落成的侧楼）和参观艺术博物馆但不参观新侧楼之间做出选择。你自然会更愿意参观新侧楼。但现在想象一下，一个邪恶的精灵不喜欢新侧楼，于是他在每100名参观者中随机选取一个人并令其遭受15年的失明。你还会参观新侧楼吗？如果你依然愿意参观，那你一定是疯了。即使邪恶精灵在1000人中只选一人令其失明，以我的判断（我预计也是多数人的判断），冒着风险参观博物馆的新侧楼仍是不值得的。如果你也这么认为，那就意味着，你认为一个人失明所带来的伤害要超过1000人参观新侧楼所得到的益处。因此，使得一个人免于失明的捐款，与使得1000人能够参观博物馆新侧楼的捐款相比，前者就更有价值。但是在决定向哪里捐款时，你是在为博物馆的10万参观人数添砖加瓦与使1000人免于失明之间进行选择。这个比例是100︰1，不是1000︰1。如果你同意，不会拿自己去邪恶精灵那儿赌运气，即使每1000个人中他只让其中的一个人失明，那么你事实上就等于是同意，为了防治或者治愈失明而捐款，其价值至少10倍于捐款给博物馆。如果当精灵使得每1000人中的一个失明时，你还愿意参观博物馆，但是当他令每200人中的1人失明时你就不会参观博物馆，那么你其实就是含蓄地认为，为防治或治愈失明而捐款的价值是捐给博物馆的2倍。
像这样在极为不同的益处之间加以比较的方法，常被经济学家用来判断人们对特定事态的重视程度。这类方法容易遭到非议，因为许多人对于非常糟糕的事情可能发生的这种小概率风险似乎持有非理性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立法来要求人们在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另一个可用来考虑这一选择的方法在于，追问你愿意接受多少小时或者多少天的失明，来换取欣赏新侧楼的机会。15年就是5475天，所以除非你愿意为了参观新侧楼而失明5475天，否则你其实就是同意，为防治或治愈沙眼而捐款会比捐给博物馆产生更多的善。如果你不愿意为了参观新侧楼而失明哪怕5.475天，那么你的选择就暗示了，向防治沙眼慈善组织捐款的价值是捐给博物馆的10倍。（以上计算甚至都没有考虑以下事实：清楚自己在一定时间之后会重获光明，这会使失明变得更容易忍受）
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做出选择，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关于新建博物馆侧楼所产生的益处，出于简化计算的考虑，我给出的数字做了调整，但它们并非不现实。198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Art in New York）花费2600万美元修建了莱拉·艾奇逊·华莱士侧楼（Lila Acheson Wallace Wing）来展示其现代艺术收藏，这笔钱相当于2014年的5400万美元。在2014年，大都会博物馆宣布将重建该侧楼，相关工程“可能从头开始”，之前修建的侧楼甚至没能像我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所估计的那样坚持50年。修建新侧楼的花费很可能远远超过5000万美元。“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纽约时报》评论道，“通常会花费上亿美元。”大都会博物馆每年吸引超过600万参观者，但是很少有人会参观每个展馆。而且由于现代艺术不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强项，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每年的参观者人数在100万左右。（作为比较，当大都会博物馆于2012年开放以美国绘画、雕塑和装饰品为主要展品的新展室时，18个月之后，参观者总人数才达到100万人次—大约是同期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总人数的11%）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inNew York）的扩建和翻新工程于2004年完成，耗资8亿5800万美元，是我在上述例子中所假设的17倍。另一方面，每年有300万人次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是我例子中所给数据的3倍。a这使每人次的参观成本比我所举的例子中的成本要高出5倍。其余的不确定性则在于防治或治疗失明的成本，但是我所举例子的误差幅度足够大，因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总花销以及用于扩建和翻新建筑的预算，如果用来帮助那些无法承担手术费用的人恢复或保持视力，会产生更大的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博物馆本该这么做。它们是为了不同的目标而建立的，用它们的经费来帮助全球穷困人口可能会违反其行为准则或法定义务，而且也可能由于违背捐款人的初衷而招致诉讼。（不过，博物馆或许可以这样来证明，为防治失明而捐款也是其使命的一部分—保护视力有助于使人们得以参观博物馆并欣赏其中展出的艺术品）然而，个人捐款者并不受任何既有行为准则的约束，也不对以往的捐助者负有任何义务。他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能让自己捐出的善款产生最大的善。我们现在看到，将善款捐给艺术博物馆，用于场馆的翻新或扩建，这不会产生最大的善。
起源于种子的森林
[瑞士]保罗·克利
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梅丽莎·伯曼（Melissa Berman）在回复我此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批评时，为他们在宣传册上提出的捐助方式做出了辩护。她的回复触及了艺术的重要性、个人对所要捐助的事业所持有的信念以及客观性的问题。关于艺术，她写道：“艺术不只是一时的娱乐。艺术是我们分享文化、挑战思维与体验世界的方式。艺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学习的辅助手段。”当亚伦·摩尔将他的全部家当都放在艺术画廊里出售，他是在挑战我们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将所有筹到的资金都用来帮助穷人，所以他确实改变了世界，但是我们很难再举出其他有同样贡献的当代艺术家了。杰夫·库恩斯（Jeff Koons）强调了艺术的社会维度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艺术没有指向社会层面，”他说，“那它就会变成纯粹的自我放纵，就像是没有爱的性。”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库恩斯的艺术是否改变了社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以哪种方式改变了社会？
库恩斯是在一个访谈中做出了上述评论，就在同一个采访中，他还提到了名为“占边威士忌作品”（“Jim Beam”）的创作，该作品曾在一个叫作“奢侈与堕落”（Luxury and Degradation）的展览上展出。据《纽约时报》称，该作品审视了“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存在的肤浅、纵欲与奢侈的危险”。这件作品被描述为“灌满波本威士忌的长达9.5英尺的不锈钢列车”。库恩斯说它“用奢侈的隐喻来界定阶级结构”，还补充说，它“反对”将人划分成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群体这一社会风潮。不幸的是，库恩斯的波本威士忌列车的命运见证了，无论创作者的目标如何，艺术界都有能力将艺术品消化吸收，再变成有钱人的消费品。当克里斯蒂拍卖行于2014年拍卖库恩斯的这件作品时，成交价是3370万美元。这一价格表明，这件作品所吸引的群体正好是它要反对的群体。事实上，该作品在现实中变成了它本来想要譬喻的事物：一件奢侈与堕落的物品。
艺术的确有助于学习，但是建立新博物馆可能并不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我们还有其他机会来学习艺术，其效果远远胜过站在拦绳后面或通过防弹玻璃、挤在人群里远远瞥一眼那些价格不菲的画作。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为公众提供有关艺术的教育，那么博物馆就更应该花费数千美元来购买高端仿制品，这样人们才能随心所欲地接近艺术作品。
为了避免误解，我需要申明：创作和欣赏艺术品是有价值的。对许多人来说，素描、油画、雕塑、歌唱和弹奏乐器都是自我表达的重要形式，没有这些，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贫乏。在所有的文化中，在所有的情境下，人们都在创造艺术，即使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也还是会创作。其他人则从欣赏艺术之中获得享受。在一个所有人都衣食无忧、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和充分的卫生设施、每个孩子都有学上的世界里，向博物馆和其他机构捐款并没有问题，因为后者会为所有希望欣赏艺术品的人提供亲眼看到原作的机会，并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为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人提供艺术创作的机会。可悲的是，我们并不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至少现在不是。
伯曼利用在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工作的机会来解释，为什么让有意向捐助的人按其“个人信念”来选择慈善机构是最好的方式。按照她的观察，这么做能使他们捐得更多，捐款行为也更持久如一。这话可能没错，但是如果为了说服人们出于行最大善的目的而捐款，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们捐款金额的减少，那这个代价仍有可能是值得的。为了判定是否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去比较，将一美元捐给最符合捐款人个人信念的慈善机构所行的善，与我们能说服捐款人向最佳慈善机构捐款一美元所行的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些慈善机构使用每一美元所行的善是其他机构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捐款帮助人们恢复视力，而不是捐款培训导盲犬，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称为戈比的那位世界银行雇员发现，甚至在世界银行已经通过审查并愿意给予资助的项目中，在避免意外生育这个问题上，为不同项目投入的花费之间居然存在6倍的差距。a所以，即使捐款顾问试图劝说捐款人不要跟从他们自己关于应该把钱捐到何处的最初倾向的时候，他们会捐得更少，但是结果可能反而更好。比如说，一位捐款人可能只捐了一半的金额，但是该慈善机构使用每一美元所获得的行善效果达到了之前的100倍，那么，说服捐款人向更富实效的慈善机构捐款，这样所产生的善就是按其最初的个人信念而捐款的效果的50倍。
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让人们按照自己的信念捐款不但不能行善，反而有害。比如，在美国，人们会为了减税而向全国步枪协会的惠廷顿中心（National RifleAssociation's Whittington Center）捐款。该慈善机构在其网站“为了自由而拥有武器”上被描述成“美国最精良的射击场所”，提供“多种服务，有一个猎枪射击中心、带指导的狩猎和不带指导的狩猎，以及为年轻枪手提供的冒险营”。如果试图说服捐款人不要向全国步枪协会捐款就意味着前者会完全停止捐款，那这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即使该慈善机构并没有作恶，而只是产生了不多的善，但是，通过捐款减税这个事实则意味着，高收入人群因捐赠而减掉的40%的税需要其他纳税人来填平。这会导致政府某些部分的税收减少，而它们能用这笔钱做的事及其益处超过了这家慈善机构。
不管怎样，推动人们向客观上最优的慈善事业捐款是否明智，与某些事业在客观上是否优于其他事业，这是两个彼此分开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推动人们向客观上最优的慈善事业捐款所产生的后果。在权衡这些后果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捐款者所持有的唯一一个强烈的信念在于，他们想要用自己所能获得的资源来行最大的善。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捐款的态度。如果告诉人们这一问题“显然没有客观答案”，这只会熄灭他们的热情，令其中止这一原本值得称赞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