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绥远国军将士打出了三个亮点
1936年11月，绥远国军将士打出了三个亮点
1936年11月的绥远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在这场战役中，国军将士在严寒的冬季环境下，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取得了三个重要的胜利：红格尔图大捷、奇袭百灵庙和攻占锡林木勒庙。
绥远，在今日的内蒙古西部，是一个只有177万人口的小省。而绥东到绥北，防线长500多公里。在这个很难出现奇迹的地方能够出现奇迹，是因为这里驻有一支善战的军队，他们的指挥官是傅作义，是当时中国最有能力的将军之一。
绥远伪军奉蒙古的德王为首领，而德王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蒙古“独立”的酣梦。日本关东军提供经费、枪支、军事顾问，甚至飞机。
绥远的国军有山西做后盾，两省唇亡齿寒，而且阎锡山是傅作义的老长官。南京政府也准备全力支持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的绥远，室外温度降至零下37摄氏度左右。南方人很难忍耐这么寒冷的天气，先后到那里集结的20多万中国军人备受严寒的折磨，中国军队士兵服役时间长，交通运输、后勤补给、防守救护等均不达标，但绥远将士却打出了三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首战红格尔图便告大捷，使军心大振。
第二个亮点是奇袭百灵庙，此庙曾为蒙古自治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德王常住之所，地位显赫自不待言。蒋介石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傅作义指挥部队用奇袭取胜。
11月29日上午9点，蒋介石在出席洛阳军分校总理纪念周上训话时，高度评价绥远的胜利，他称赞说：“百灵庙之收复，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之关键。”
第三个亮点是攻占锡林木勒庙（又称大庙），在军事上它更有价值，这一战令王英的“大汉义军”主力尽丧，不能再危害绥远了。这一战中，有一胜利关键，即王英第二师金宪章等部在绥远方面策动下，决定投诚。先后投诚的还有石玉山、安华亭、王子修等部。
1936年12月9日凌晨，金宪章手下突击队攻入大庙的日本顾问驻地，杀死日本军官27人，并袭击蒙古军，10日，金宪章率领2000人正式投诚。金宪章、石玉山的部队占王英“大汉义军”的80%以上，而且是精锐所在。绥远战事急转直下。剩余的只是如何收编投诚伪军，安抚战区民众和救济灾民的问题了。
绥远的国军表现得富有攻击意识，这和傅作义平常训练有方，战时用兵果断有关，无愧“国之干城”的称号。顷刻间，傅作义成了继马占山、蔡廷锴之后最知名的民族英雄。
日本政府没有预料到绥远的国军如此骁勇善战，在向国际社会解释时备感尴尬，甚至无法自圆其说。
11月27日午后3时，关东军以谈话方式对绥远问题表示意见：“关东军对于内蒙军之行动，有莫大之关心而愿其成功。同时万一满洲国之接壤地受此战乱之影响，治安为之紊乱，累及满洲国或发生中国全土濒于赤化之危殆的事态时，则关东军将不得不讲求认为适当之处置也。”中国朝野对关东军这种威胁性的宣言非常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缓，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
从绥远战事开始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停止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这场战争接近尾声时，猝然爆发了西安事变，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西安，绥远的局势终于缓和下来。
虽然这场军事行动被称为绥远抗战，但它的内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并不相同。日本关东军策动了这次侵略行动，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但日本的正规军确实没有直接参战。而南京政府的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开往绥远增援后，也没有直接参战。
这是一场真正主角隐身其后的奇怪战争。但此时的中国人愿意将这场胜利看成是直接打败了日本军队。它给了国人以强烈的胜利了的心理暗示。因为中国需要这样一个胜利来鼓舞自己的斗志，在经受了太多的失败和侮辱后，此刻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持续处在亢奋之中。
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记录了当时在北平的所见所闻：
“绥远傅作义军击败日本支持的内蒙军的捷报，瞬间传遍整个中国，新闻纪录片也及时在北平及其他各地上映。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中国人中间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脚，兴高采烈。每当出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时，观众肃然起立，对救国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穿着华服只身一人的我，被他们挤得推来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以此文纪念绥远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