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转型：从北洋军到国民革命军
近代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转型：从北洋军到国民革命军
甲午战争全面失败后，清廷开始仿效西法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转型，即旧军队向新陆军的转型。此次转型的成果，主要是由袁世凯小站练兵而起的北洋军，以后演变为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国民革命军。主要的战事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军队之间的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国共合作对日的抗日战争。
其中，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中原大战打得乱七八糟，没有什么像样的战事；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革命军战绩尚佳；抗日战争，国民革命军胜少败多；解放战争，国民革命军则是处处失利。对新陆军的总体概括就是道小、器杂、法呆。
第一，道小。整个民国时期，政治、军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派系和军阀。各支军队的将领，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成派系内的小忠义、小道义。这就决定了，除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革命军形成了强大的民族道义外，其他战事中各军阀少有国家民族的大忠大义，都是派系间的小道小义。而且小道义中还有小道义。
各军阀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发生变化，形成更小范围的道义。如袁世凯的飞黄腾达，带动了整个北洋系的辉煌；当袁世凯死后，就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相互间大打出手。北伐战争中，初始期，蒋、冯、阎、桂等军阀借用前期国共合作时的“国民革命”旗号，通力协作进行北伐，取得了两次北伐的胜利。但北伐成功之后，四派新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又反目为仇，掀起了中原大战。
而在各派系内部，特别是冯系、桂系，两系的一些将领均首鼠两端，纷纷被蒋介石收买。最后，蒋介石对各派系进行了名义上的收编和统一，但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中央军和地方军矛盾重重，无法形成合力。这种矛盾虽在抗日战争中有所消融，但到解放战争时，这种矛盾又全面暴露，最终导致战争失利，败走台湾。从战斗精神看，除了抗日战争中，一度涌现出张自忠、李宗仁、薛岳、刘湘等诸多不畏生死、百般血战的中华英雄外，其他战事中各路新旧军阀大搞“通电下野”、金钱收买等戏码，战事一触即溃，纷纷以保存自己实力为最重要。
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期，将士们大都抱着当兵吃粮，当官赚钱，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思想。双方的将领和士兵们，很多是战友、老乡，沾亲带故，谁也不想拼个你死我活，最重要的是活着。即使真打了，也都是军阀们耍耍性子，过去了就和解了。下面执行的人心里更清楚，放放枪做做样子就行了。
第二，器杂。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新军的武器装备全部是从外国采购的先进装备。步兵用奥国造曼利夏步枪，骑兵用曼利夏马枪，炮兵装备德国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都是当时最好的武器。以后，随着部队的扩编，再加上自身财力的不足，各军阀的武器装备既有从所依附的列强国采购的装备，又有本国制造的装备；既有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又有别国军队退役的装备，五花八门，杂七杂八。
总体趋势是武器装备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列强军队。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支援下，蒋介石的中央军才有了比较齐整的美械整编师，但仍不足以改变整个军队武器装备配系杂乱、性能落后的总体面貌。
第三，法呆。在体制编制上，袁世凯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新的包括组织编制、军官培养任用、部队教育训练、兵员招募、粮饷供给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开创了中国新陆军建设的先河。在编制上总体赶上了世界步伐。1912年，袁世凯发布了《陆军平时编制条例》，按照师、旅、团、营、连的编制，对陆军部队各级编制进行了统一称谓。以后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等各军队都大体上沿袭了袁世凯的编制，也会依其所依附的国家和部队实际而有所改变，但总体上照搬别国的多，有新意的自创体制基本上没有。
在战略上，除了蒋介石北伐时的“先吴（吴佩孚）后孙（孙传芳）、抢占江浙”战略获得完胜，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战争时期的“以空间换时间”等战略差强人意外，其他军阀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颂的军事战略，更多是玩一些拥兵自重、“通电”角力、乱打一气、保存实力的把戏。
在战术上，北洋军阀中除了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率精锐迂回直捣皖系边防军前敌总部、在第一次直奉战中诱敌深入取得大胜等战术尚佳外，其他战事中各路军阀、各位将领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术。大多是按照军队操典呆板地实施正面攻防战。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也是勇猛冲锋见多，灵活战术较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对付红军的战术，也多是平乏的稳扎稳打，常常因为红军的灵活战术而被各个击破。
抗日战争时期，在正面战场的前期，国民革命军基本上是进行单纯阵地防御战。这令他们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直到徐州会战，开始有攻势防御战，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以后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的天炉战术可谓“创举”，只可惜被日军察觉，而未获全功。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解放军的灵活战术，蒋介石军队的战术又回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大多呆板不堪。以至于不出四年，就彻底失败。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将这个评价作为对整个新陆军的评价，也是可以适用的。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