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
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对文学史上的师生佳话，不仅展现了教学相长的典范，更谱写出一段跨越时空的友谊。从西南联大的相遇，到此后数十年的相互扶持，他们的故事如同一朵独特的花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绽放着别样的光彩。
沈从文和汪曾祺（右）
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关系首先是师生关系。遇到沈从文这样的老师当然是汪曾祺的幸运，遇到汪曾祺这样的学生，又何尝不是沈从文的幸运？为师为生，沈、汪二人都足称典范。
对沈从文，汪曾祺心里充满了崇敬。
1937年，日本人攻占江阴，时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的汪曾祺随祖、父到乡下避难，住在一个叫庵赵庄——就是汪曾祺小说《受戒》故事发生的地方。汪曾祺在庵赵庄住了半年，除了学习的教材，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可见此时沈从文在少年汪曾祺心目中的分量。后来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沈从文正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不能说我在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的。”
为了走到沈从文面前，汪曾祺历尽波折。陆建华在《汪曾祺传》里提及，由于战争的原因，汪曾祺从高邮出发，必须经上海，转香港，过越南，抵昆明。途中，为了通过日本兵的封锁线，汪曾祺一度化装成药材商人，从上海到香港，通过黄金荣的关系，才拿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签证。到了昆明，又因为一路劳顿，加上饮食起居卫生条件不好，汪曾祺染上了恶性疟疾，病体没有痊愈，就晕晕乎乎进了考场。幸运的是，过程虽然曲折，结果还算圆满，汪曾祺如愿考进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终于成为沈从文先生的一名学生。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
对汪曾祺，沈从文也格外赏识。沈从文无疑是一位良师，在大学教育阶段，良师应该既是腹罗万卷的经师，能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又是热爱教育、因材施教的人师，在他眼里，一个个学生都是一块未经开凿的浑金璞玉，他愿意用一双妙手，对学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他们打磨成一个个杰出的人才。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老师。
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极大关注，刘文典对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的评价广为人知，让很多人误以为沈从文没有什么学问。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的传统知识分子，刘文典的价值体系里，经学、史学在学问中居于巅峰位置，闻一多、沈从文这样以创作立身的知识分子，尤其沈从文主要从事的还是被古代知识分子看作下里巴人的“小说”创作，当然不值一提。今天，当小说创作已经成为文学创作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沈从文已经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杰出作家，我们难道还能像刘文典一样认为沈从文丰富的创作经验不能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学子传道、授业、解惑？！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青年时代的汪曾祺
对于教育的热爱，对于学生的热爱，沈从文尤其不缺，他始终满怀热望地关注他的学生，希望能在他们之中发现可造之才并加以雕琢。汪曾祺就这样出现在沈从文的视野里。
沈从文的课在很多学生那儿不受重视，因为沈从文乡音重、声音小，听不清，可能还因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沈从文不太会“讲”。不过，汪曾祺听进去了，一听进去，发现老师讲的全是丰富的创作经验，什么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人物对话不能写成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对汪曾祺来说，全是渡人的金针！
沈从文教创作有一个很独特的方法。学生完成一个作业后，沈从文会找来很多相近的作品，让学生反复阅读、比较，并对自己的作业进行修改。有一次，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灯下》，沈从文从中发下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但认为这部作品还存在不少缺陷，沈从文就为汪曾祺找来了许多相近的作品，指导汪曾祺阅读、比较和修改。后来，这篇小说改名为《异禀》，经沈从文推荐发表在当时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上。
八十年代，汪曾祺又重写了这篇作品，《异禀》成为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对于汪曾祺，沈从文从来不吝溢美之词，他向刊物推荐汪曾祺的作品，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的小说写得比沈从文好？未必！即使汪曾祺真的比沈从文写得好，一个老师这样公然称赞自己的学生，有多少老师能够做到？！
沈从文和汪曾祺（右）
不仅对汪曾祺，沈从文对所有学生写得好的作品都大力推荐，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里说，他46年以前写的作品，基本都是沈从文寄出去发表的。汪曾祺记得，有一次沈从文出题让同学们习作，几个同学都写得很好，沈从文就把这些作品都寄出去，后来这些作品都发表了。
汪曾祺提到的一个细节令我非常感动，可能沈从文寄出的学生作品实在太多了，西南联大期间沈从文自己的生活本来也很艰难，为了防止邮件超重，节约邮费，沈从文会把原稿纸的边裁掉，只留下纸芯。沈从文对学生的付出真已竭尽所能。沈从文曾经给施蛰存写过一封信，其中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好的有好几个。其中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对西南联大的学生、对汪曾祺的期望，何其殷殷！
其实，还在学校期间，沈从文和汪曾祺之间的感情，就超乎师生感情，多了一份友情、甚至亲情。沈从文的家成了汪曾祺常去的地方，他觉得，沈先生不善于讲课，但善于谈天，听沈先生谈天收获更大。两个人不仅一起聊天，还一起逛街。
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玉溪街闲逛，沈从文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一个盖碗，打一碗酒请汪曾祺喝酒。
汪曾祺离开西南联大后，一度因为处境艰难想要自杀，沈从文写信斥责他：“你有一支笔，怕什么！”又托朋友李健吾帮他找工作。沈从文托在上海的汪曾祺照顾初次离开家乡的表侄黄永玉，汪曾祺不仅尽心照顾，而且对黄永玉在绘画方面的天才大为赞赏，写信和沈从文商量如何帮助黄永玉把他的天才挖掘出来。信中对时贤的褒贬推心置腹、毫无顾忌，完全像是两个朋友。
五十年代，在沈从文落寞的日子，汪曾祺虽然也被打成“右派”，有诸多不便，重要的节日让然不忘了到沈从文家去拜访，又回馈了沈从文不少温暖。
汪曾祺晚年
八十年代，作为学生，汪曾祺为文坛重新认识沈从文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关于西南联大以及自己青年经历的文章中多次提及沈从文，汪曾祺又先后写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1980）、《我的老师沈从文》（1981）、《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1981）、《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1982）、《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1986）、《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悼吾师沈从文先生》（1988）、《一个爱国的作家——悼念沈从文老师》（1988）、《沈从文转业之谜》（1988）、《<沈从文传>序》（1989）、《又读<边城>》（1992）、《抒情考古学——为沈从文先生古代服饰研究三十周年作》（1994）、《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1994）、《沈从文作品题解、注释、赏析》（1994）、《梦见沈从文先生》（1997），以及未编年的《沈从文先生的“抒情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读后感》。
也许，我们罗列的实在太多了，但是，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深沉感情和对其作品的深切热爱，以及呼唤沈从文重新回到文学史的一腔热忱。
学生崇敬热爱老师，老师欣赏培养学生，学生又能继承并弘扬老师的事业。师生关系之外，沈、汪二人又培养出朋友亲人一样的感情，确实是令人羡慕的师生关系。如果说，世间的每一种师生关系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朵，沈、汪这种师生关系开出的花朵，足可与群芳争艳而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