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14世纪欧洲发展进程
黑死病——14世纪欧洲发展进程
14世纪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它从地中海地区开始蔓延，最终席卷整个欧洲，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和社会动荡。这场瘟疫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对全球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详细描述黑死病在欧洲各地的传播情况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1348年，黑死病从法国南部开始，沿着包括罗纳河在内的各个河谷向北传播，穿越各条重要的陆上贸易商路。事态突然生变。14周的时间里，记录在案的有615条生命逝去，这意味着黑死病期间死亡率约为50%。1348年以前，诺曼底公国和朗格多克省一样，深陷一系列危机的泥淖之中。13世纪90年代和14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大饥荒，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又是雪上加霜。但跟黑死病比起来，这些灾难只是小巫见大巫。1348年的春末夏季是鼠疫肆虐最疯狂的时期，死亡率也达到了峰值。在此期间，诺曼底共损失了约30%的人口。
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区的史料记载别有生趣。自1340年至1348年5月，有78人在遗嘱中嘱咐要将遗产赠予教区的教堂。自1348年6月至1349年1月，该数字增为419人。 总体来看，黑死病暴发期间巴黎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居民因此命丧黄泉。这座城市魅力十足，经济发展前景大好，致富机会多，鼠疫疫情一消失殆尽便吸引来了大批人移民至此。但与意大利各个大城市的命运相似，鼠疫给整个巴黎也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鼠疫从法国北部迅速蔓延，大举入侵皮卡第，接着又来到低地国家，打击方式一样出其不意，无从解释、无从分类。薄伽丘与包括巴黎大学医学院教师在内的许多其他14世纪评论家一致认为，城市的黑死病疫情最为严重，建议大家逃亡至农村郊区。这则建议有理有据，因为意大利中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死亡率都超过了50%，而法国北部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在30%左右。但黑死病病原学复杂，有若干种细菌菌株；时而只有腺鼠疫流行，时而出现腺鼠疫、肺鼠疫，甚至加上败血型鼠疫三管齐下的情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荷兰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呈现出异于意大利及法国北部的模式。荷兰也是继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之后，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佛兰德省和布拉班特省的根特市、布鲁日市、伊普尔市、布鲁塞尔市和安特卫普市都是重要的纺织品制造中心，人口在2万到6万之间。 而上述地区的鼠疫死亡率“仅为”20%～25%，比14世纪第二个十年大饥荒爆发时高不了多少。相比之下，在荷兰最具乡村特色，也是人口最稀疏的荷兰省，死亡率却达到了30%～35%，损失惨重到艾瑟尔湖沿岸有300年历史的荒地开垦建设项目也走到了尽头。300年来的修筑堤坝、造渠排水不得不喊停。
鼠疫对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劳动力短缺，就业困难，几乎所有行业的员工工资都大幅跃升，就连种植的粮食品种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人口与动物数量锐减，小麦和燕麦的耕种规模也跟着缩小，取而代之的是野豌豆和大麦，说明当地人民的膳食种类越发多样，对麦芽酒的需求与日俱增。惯常劳动（为地主提供的免费义务服务）变得稀缺，地主不得不专门高薪雇用散工打理私有地。库克斯汉姆与康沃尔情况相近，闲置空地面积增得很快。由于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村溪北边所有的宅地统统遭弃。1377年的人头税清单显示，年龄在14周岁以上的居民仅38人，1348年有100人。此外，该数据很可能还包括了鼠疫离开后移民至此的人数。到1349年12月，库克斯汉姆所有12名佃农都已相继离世。庄园利润下滑是黑死病给当地带来的最后一重打击。1291—1349年，年利润25～65英镑，平均值超过了40英镑。黑死病暴发后的十年里，记录在案的只有1354年和1355年两年的数据，利润跌破11英镑。14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年利润没有超过20英镑的。15世纪也没有超过18英镑的年份。
14世纪时，这次流行的是由鼠类和跳蚤传播而来的腺鼠疫，肆虐了1348年整整一个秋天，并于冬天进展成为肺鼠疫。自2月2日至4月2日的两个月间，一块墓地里葬了超过2000人。然而更糟的还在后面。6—9月，公民报告记录显示，平均每天有290条生命逝去。6月、7月，威斯敏斯特教堂空缺了七个领圣俸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位置。1348年5月，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德（John Stratford）因病去世。他的继承者约翰·奥佛德（John Offord）还未被正式授予职位便于次年5月离开了人世。奥佛德的继承者，牛津著名的大学教师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于8月撒手人间。原定于1349年秋季召集会议，计划迟迟未能兑现。黑死病疫情一直持续到了1350年春末，带走了35%～40%伦敦人民的性命，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该数字已达到50%。因为伦敦社会经济发展机遇颇多，这一点深深吸引了众多海外移民，疫情势头刚稍稍减弱，城市的人口量便开始回升。但即便如此，直到16世纪初期，伦敦的人口才终于超过5万人。
1349年春，黑死病抵达威尔士北部，一直持续到了秋天。“鼠疫造成粮食歉收，没有粮食磨坊也就没法发挥作用，久了不磨也就慢慢失去了价值。” 法庭、市场、集市分文无收。因为没了矿工，霍利韦尔的采矿业也不得不全线停工。露丝村是威尔士少有的几个能把法庭卷宗保存得相对完好的地方。1349年4月和5月，村里的生活安然无恙，没有一例逝者记录。但到了6月的第二周，7人离世。到了月末，共有77人死亡，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一余。
同年早春时节，黑死病抵达爱尔兰，极有可能是由布里斯托和切斯特的商船传来的。接下来的夏天，疫情发展至最高峰，都柏林大主教也被病魔带走了生命。他应当是整个爱尔兰最德高望重的神父了。当地各处资料过于分散，很难估计鼠疫造成的总死亡率。
黑死病从意大利经阿尔卑斯山，从荷兰和法国越过莱茵河传到了德国。 年代史编撰者都或多或少夸大其词，但这样的夸张也生动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瘟疫的主观印象。许多德国观察家称，每十个人中仅有一人生还。其他人则称，汉萨城最大的两个镇明斯特和吕贝克分别有1.1万人和9万人丧生。很明显两组数据都言过其实了。9万是整个吕贝克总人口的四倍。但人们的主观感知依然清晰可见。
德国其他地区受打击程度相对较低。阿尔萨斯、洛林和波希米亚的死亡率仅为10%。在纽伦堡，黑死病同样令人口削减了约一成，这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所有主要城市里最低的死亡率了。 纽伦堡是跨阿尔卑斯山贸易线上的重要一环，14世纪早期的人口总数在1.5万～2万人。要探讨黑死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很难单独分析环境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地颇为著名的斯特拉公共卫生体系。街道铺设完好并定期保洁。垃圾不可当街乱扔，必须用袋子装好后才能装车带走。猪不得出现在城市中。市民高度重视个人卫生问题，这在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信仰地区实属罕见。许多工人的周薪里都包含“洗浴费”一项，公务员可定期洗澡。纽伦堡共有14间公共浴室，还设置有严格的监测监察制度，以确保公共浴室清洁卫生，且不像其他城镇一样被当成妓院滥用。死者的衣物和寝具统统要销毁，身前居住过的房间也要用烟熏消毒，使其室内空气得到弥漫焚香的“净化”，因为那时的人们相信，怡人的香气能驱散病魔。诚然，气味与鼠疫的播散并无瓜葛，又顾及跳蚤和鼠类在疾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过度强调卫生状况对黑死病蔓延的影响便好似抱薪救火。威尼斯即便卫生条件优良，也未能抵御鼠疫的致命一击，这在前文中已有所讨论。然而，纽伦堡出类拔萃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疾病预防的作用，至少预防了肺鼠疫菌株的流行。
东欧受黑死病影响相对较小，学者们认为原因如下： 相对于欧洲西部，该地区人口密度较为稀疏，但这一点或许意义不大。人口密度大，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但对腺鼠疫影响甚微，后者是黑死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东欧的居住密度与斯堪的纳维亚、苏格兰、威尔士或爱尔兰较为接近，气候条件也十分相似，但死亡率却远不及后面提到的各个地区。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东欧较低的死亡率得益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到1351年春，黑死病肆虐欧洲已有两年半的时间，因为鼠疫耶尔森菌活跃易突变，因此有可能在这之后开始慢慢转变为毒力较弱的菌种。波希米亚除东面以外三面环山，与平原地区相比啮齿类鼠疫宿主较少。1349—1350年，包括北威尔士在内的一些山区遭鼠疫重创，但倘若菌株毒力后来真的有所减弱，那么较少的啮齿类中间宿主也应当能起到某些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坐落于平原的匈牙利，啮齿类动物种群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当地较高的鼠疫死亡率。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地死亡率数据高低有别，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东欧并不存在对鼠疫的固有免疫力或被动免疫力。
黑死病在北欧的进展还有一丝讽刺意味。1346年，瘟疫首次从俄国南部大草原传入西方。但鼠疫耶尔森菌并没有沿着草场直接进入北部森林地带，进入莫斯科大公国和其他基督教统治者掌管的地盘，而是经过漫长迂曲的商路从卡法来到了意大利，穿过法国，越过德国、波兰和立陶宛，最终约莫在1350年深秋或1351年年初进驻了俄国。14世纪中叶，俄国对鼠疫已并不陌生。瘟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中间，欧洲的非沿海地区仅有几处呈周期性地暴发了地方性流行，俄国便是其中一处。举例来说，聂博河畔的斯摩棱斯克便发生了一起地方性流行，据年代史编者称，共有3.2万人因此丧生，这个数字明显太大，因为当时整个小镇的人口也不足3.2万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