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言”、“通语”到“官话”，普通话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从“雅言”、“通语”到“官话”，普通话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通俗叫法，同时也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从远古时期的方言到现代普通话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扬雄和他所著《方言》
春秋战国之际，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语言文字体系。汉代的《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西汉学者扬雄在《方言》一文中把西汉方言分为13类。东汉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记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其实，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语言中也普遍存在。各种语言都是多种方言的集合体。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在从原始部落、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逐步形成了一种民族内部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掌握和使用的语言。这种标准语，在语言学上叫做民族共同语。
每种民族共同语，都是在本民族多种方言中的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英语标准音来自英格兰东南部、特别是伦敦地区，德语的标准音主要源自汉诺威，意大利标准音源自托斯卡纳语中的佛罗伦萨方言等等。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的方言就叫做基础方言。
汉民族共同语的最早版本是“雅言”。“雅”，正也，“雅言”就是规范的语言，其音系为华夏传统的上古音系。雅言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各历史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多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以都城所在地的方言为语音标准。
（河洛地区图）
商周两朝，都定都于河洛地区（黄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区）。因此，当时就以河洛口音作为“雅言”。周朝时，汉语标准语是洛阳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其结晶是《诗经》的语言。
孔子日常说的是鲁语。而他周游列国和给三千弟子授课时，则使用洛阳雅言。《论语·述而第七》中提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说，孔子诵读《诗经》《尚书》和举行礼事时，都用雅言。
孔子讲学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了雅言，但各诸侯国各自为政，语言文字各不相同。秦统一全国后，在语音层面，以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和雅言为基础，形成了“秦音”；在书写层面，推行“书同文”政策，以秦国小篆取代了六国使用的战国古文字。
（战国七雄）
扬雄在《方言》一文中提到了“通语”。这个“通语”是“雅言”的另一种说法。汉宣帝征召能正确诵读《仓颉篇》的齐人，规范语言，在全国推广了“通语”。
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建都于洛阳，承继汉代音韵，以洛阳雅言为国语。
西晋时期，士子纷纷南渡，将北方的“雅言”带入了南方，如谢安。当时南方人觉得谢安读诗非常好听，于是竞相模仿，世称“洛生咏”。南渡士族的洛阳话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吴语的影响，洛语与吴语结合形成了金陵雅音，又称吴音、南京话。
魏晋名士谢安
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北魏孝文帝实行了汉化改革，推行汉服汉音，积极推行“通语”，明令“诏断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通语）”。他规定，官员如果不用“通语”，将“降爵黜官”或“免所居官”。在孝文帝的推动下，北方形成了“北朝雅音”。
北魏孝文帝
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隋朝语言学家陆法言写了《切韵》一书，结合“金陵雅音”和“北朝雅音”，规范了标准语音，形成了一套通行全国的新的标准语音系统。唐朝继承了这一套系统。隋唐兴科举，建立了以汉语汉字为基础的全国性人才选拔机制，确保了通用语言的规范和普及。
（陆法言著《切韵》）
南宋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就同时形成了两套语音系统——“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北方官话”以华北地区为基准，而“南方官话”则以南京为基准。
在这个时期，幽州（今北京）渐渐形成了一套语音系统，称为“幽州语”。这套幽州语随着时间的流传，演化成为我们今天遍行南北的普通话。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形成了元大都语音（今北京话）。“大都话”，就是原本的“幽州语”。
明朝建立后，江淮官话成为权威方言。明朝以“原雅音”为正音，前期都城在南京，官话以南京音为基础。为了消除蒙古语音对汉语的影响，朱元璋颁布了《洪武正韵》，试图恢复传统的读音。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来自南京的迁入者众多，北京又形成了新的北京话。
（《洪武正韵》）
清朝早期，南京官话仍为官方主流标准语。清朝实行异地官员制度，官员到外省做官，只能使用全国通行的官话。清朝的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对当时纷杂的语言现状描绘道：京师“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
雍正帝不遗余力地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官话：“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雍正八年，清朝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
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各地赴京应考、经商的人很多。久而久之，他们学会了北京话。开始，这种话只在官场使用，所以称为“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民族共同语意义上的“普通话”和“国语”两种名称应运而生。
“普通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清末。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已经推广了以东京话为基准的全国通用语音。他回归后提议，推行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1906年，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把“普通话”明确定位为“各省通行之话”。
“国语”这一名称是鸦片战争以后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名称的学者。1909年，江谦正式提出把“北京官话”定名为“国语”。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
1911年，清政府学部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以政府文件形式正式赋予“国语”一词以国家通用语的含义，明确“国语”须以“京音”和“官话”为基准，并且重申了学堂教授“国语”的重要性。
到了民国时期，直到1924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使用北京语为国语。北京语音被正式确定为标准音。
◆普通话的正式确定和普及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因此，迅速提升国民文化素质成为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1953年，国家以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
（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废弃“国语”称谓，“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间的族际共通话）定名为普通话。”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人们日报》社论/1955年10月26日）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含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200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生效，该法所称“国家通用语言”就是普通话。
◆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过程
古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到先秦时期已经较为成熟。“五四”以前的两千年，汉民族共同语是文言文。由于口语的不断发展，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节。
到了唐宋时期，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产生了。唐宋以来，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很多，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语录，宋、元的话本，以及宋、金、元的诸宫调和元曲，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明清时期小说，如《水游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
（白话小说）
清代末年就有人提出“崇白话而弃文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成为正式书面语。另一方面，“国语运动”蓬勃开展，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这两个运动互相影响，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起来，形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古代的雅言，使用者主要是贵族、官员、学者和文人等人群。一部普通话形成和普及的历史，同时也是官方标准语逐步普及的过程。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通俗叫法，同时也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据调查数据，截至2000年，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已达到了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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