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断东南战合肥——东吴和曹魏争夺合肥的战事
坐断东南战合肥——东吴和曹魏争夺合肥的战事
许多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赤壁之战后，孙吴与曹魏之间并无多少战事，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至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前的近十年间，孙吴与曹魏之间的战争才是这段历史的关键部分。他们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如今的合肥地区，这一系列战争对三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此先陈述笔者的一个结论：由于孙吴在北上进攻合肥时屡次受挫，不得不（从孙吴的角度而言）将战略目标从夺取合肥、占据江淮地区，转向夺取荆州以保障长江上游的安全，这才引发了后来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的事件。同时，也正是因为孙吴在进攻合肥方面的失利，以及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使孙权意识到成就全国性霸业已几无可能，进而将战略重点放在了经营东南。由此可见，孙吴与曹魏在合肥地区的争夺意义非凡，而若要深入了解这一事件，就必须先明晰合肥重要的地缘意义以及相关战争的情况。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合肥地区在曹魏与孙吴的重要地位
曹魏方面
合肥作为曹操所设扬州的州治，是曹魏在江淮地区的核心据点。其地理位置关键，处于南北交通要冲，掌控着从长江北岸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曹操深知合肥的战略价值，通过一系列举措强化其地位。刘馥在此经营，构建起坚固城防，储备大量物资，使合肥成为军事堡垒。曹操多次亲征合肥周边或巡视此地，不断加强防御力量，其目的在于以合肥为前沿阵地，抵御孙吴北上，屏障曹魏江淮腹地，确保中原地区的安全稳定，维持曹魏在南方的战略优势，进而实现对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威慑与控制。
孙吴方面
在孙吴的战略规划中，合肥是实现向北拓展势力的关键突破口。若能夺取合肥，孙吴可突破曹魏江淮防线，进而谋取寿春等战略要地，整合江淮流域资源，实现军队与物资的顺畅调配，增强军事行动的机动性与威慑力。同时，所谓“守江必守淮”，而合肥就是江淮地区的战略重镇，占领合肥能极大改善孙吴在长江北岸的防御态势，改变与曹魏对峙的战略格局，为孙吴进一步争夺天下奠定坚实基础，是孙权实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宏伟目标的重要环节，关乎孙吴在三国鼎立局势中的发展前景与战略地位提升。
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合肥地区战争情况
战争频次与规模
在此期间，孙、曹围绕合肥的战役达 8 次，孙权主动进攻 5 次，分别在建安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其兵力投入最多时号称 10 万；曹操主动进攻 3 次，时间为建安十七年十月至十八年三月、建安十九年七月、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至二十二年三月，动用兵力最多时号称 40 万，其中 2 次跨年作战，致使合肥以南地区几乎年年战火不熄。相比之下，刘、曹间作战仅 3 次，也就是的建安十七年（公元 212 年），关羽进军襄樊，但被乐进成功击退；建安二十年，张飞在宕渠击败张郃；建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刘备成功夺取汉中。可见孙、曹在这 11 年中于合肥地区的争夺最为激烈，成为赤壁之战后三方争斗的核心战场之一。
重要战役进程
建安十四年之战：赤壁战后，孙权乘曹军新败，于公元 209 年初亲率大军围攻合肥，并遣张昭攻当涂，企图开拓合肥周边用兵空间，威胁曹魏徐、豫等州。曹军凭借坚固城防与顽强抵抗，使孙权围城百余日无功而返。此役虽未攻克合肥，但有力策应了周瑜对江陵的围攻，迫使曹仁弃城北返，孙吴成功占据南郡、江夏二郡，在长江中游的势力得以扩张，战略上对孙吴意义重大。
建安十七年 - 十八年之战：曹操平定关中后，为应对孙权徙都建业后的威胁，于建安十七年冬伐吴。十八年正月，双方在濡须口激战，曹操虽兵力占优且初战获胜，但孙权率七万军队坚守月余。战后曹操实施移民政策，欲削弱孙吴经济基础，却因百姓不愿迁徙，导致庐江、九江等郡大量人口逃往江东，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却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形成无人区，给孙吴后续进攻带来补给困境，也使此后孙曹江淮战争持续时间缩短。
建安十九年之战：该年五月，孙权攻破曹魏庐江郡，随后曹操亲赴合肥欲夺回皖城，双方相持至十月未分胜负，曹操留张辽等 7 千人驻守后返回许昌。皖城易主使曹魏江淮形势恶化，合肥守卫压力剧增。曹操此次行动重在巡视合肥，凸显其重视程度。此前曹操西征张鲁时留下的部署，使张辽等成功击退孙权后续进攻，张辽威震逍遥津，极大提升了曹魏士气与合肥防御威望。
建安二十一年 - 二十二年之战：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操亲率夏侯惇、曹仁、张辽、藏霸等名将进攻孙权，孙权集中兵力于濡须口坚守。张辽前锋部队一度面临被围风险，但凭借经验稳住局势。战事持续至次年三月，因曹军无法突破防线且春汛将至，曹操令夏侯惇等率 26 军退屯居巢。此役再次证明合肥战略地位关键，曹军若突破，孙吴长江防线将危在旦夕；孙吴若占领，曹魏淮河南北将不得安宁。战后曹魏前沿推进至居巢，缓解了合肥防卫压力。
曹魏政权在合肥地区的防御策略
军事建设与部署
曹操加强合肥守军兵力，派遣张辽、乐进、李典等将领率 7000 余精英劲旅屯驻，构建起坚固的军事防线。同时，派张辽平定六安、潜山一带的叛乱势力，稳定合肥周边局势，消除潜在军事威胁，确保合肥军事防御的完整性与安全性，使合肥在面对孙吴进攻时具备较强的抵抗能力，成为曹魏在江淮地区的军事支柱。
政治治理与安抚
曹操颁布法令，积极安集流民、抚恤孤残，稳定社会秩序，赢得民心；选贤任能，亲置官吏，加强地方行政管理，提升治理效能，确保合肥地区的政治稳定，为军事防御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民众支持，使合肥成为一个防御稳固的战略据点。
经济发展与保障
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如在合肥地区开芍陂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保障军队物资供应，提升经济自给能力，减少对外部运输的依赖，增强合肥在长期军事对峙中的经济支撑力，确保军事防御的可持续性，使合肥能够在战争状态下维持稳定的防御态势。
建安二十四年附近孙吴北上扩大势力的不可能性
孙吴在与曹魏的争夺中，虽未攻克合肥，但多次进攻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曹魏兵力，策应了其他战场行动，如对周瑜围攻江陵起到重要支持作用。通过战争积累了军事经验，锻炼了军队作战能力，在部分战役中也取得局部胜利，如夺得皖城，增强了在江淮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影响力。
但长期战争使孙吴军队遭受较大伤亡，物资消耗巨大，经济负担沉重。特别是建安二十四年前后，孙吴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在军事上，经过多年与曹魏在合肥的激烈争夺，孙吴军队损耗严重，士气受挫，且始终未能突破曹魏坚固的防御体系。合肥在曹魏持续强化防御下，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经济上，长期战争导致经济压力巨大，难以支撑大规模北上军事行动所需的物资供应。外部局势方面，孙刘联盟因荆州问题濒临破裂，而刘备方面在迅速夺取两川之地后实力大增，逐渐成为孙权新的重要威胁，由此孙权需分心应对刘备方面的潜在威胁；综合这些因素，孙吴在建安二十四年附近北上扩大势力已几乎没有可能，由此才开始迫使孙权方面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荆州。
实际上，这种转向意味着前文所说的孙吴策略转变为经营东南，换言之，就是偏安一隅。这也是很多人诟病孙吴政权之处。实际上，多数中国人秉持着大一统的传统理念，这无疑是正确的，既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契合中国老百姓朴素的历史观 。然而，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他们可不一定会这么想。这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有相似之处。建功立业、实现阶层跨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够安稳度日也是一种本事。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对于当时的政权来说，存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因此，我们实在不该过分苛责历史人物。
不过，如果仅从这一角度批评孙吴，也无可厚非。但奇怪的是，现在有些舆论竟认为孙权此举影响了刘备“兴复汉室”，这根本不值一驳，完全是将饭圈思维带入历史研究，实在不可取。
当然，话说回来，这也确实反映出中国作为大国，老百姓的格局确实很大。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在历经无数艰难困苦，即便身处绝境边缘也绝不放弃、勇往直前的原因。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国民仅仅只求生存。有的国家政权只求自保，有的国家或国民只想着经营好自己的产业。或许只有像中国、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及其国民，才会真正思考在世界上拥有怎样的话语权。不论这种想法正确与否，拥有这种精气神，就是一个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与国民精神的重要体现。这种不屈不挠，渴望在世界民族之林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想要在世界历史上留名的精神，或许正是这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