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韩咏华：一生清贫，摆地摊维持生计，妻子62岁仍外出打工
梅贻琦与韩咏华：一生清贫，摆地摊维持生计，妻子62岁仍外出打工
在繁华的街头，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妇人，身着朴素的蓝布褂，低头专注地在简陋的小摊前忙碌。她的手中拿着几个糕点，仔细地放置在摊位的展示架上。这位看似普通的老妇人，正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
在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那些年里，他的住所简朴而朴素，家具老旧，墙壁上仅挂几幅中国山水画。与其他高级官员住所的奢华装饰形成鲜明对比，梅校长的家显得更为简单和实用。
每天早晨，梅贻琦都会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步行前往办公室，他的步伐从容而坚定，这成了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经常一边走路一边审视校园的绿化和建设，有时还会停下来与清洁工人、园丁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状况和生活情况。
梅校长在拒绝了司机后，决定自学驾驶。他认为自己开车不仅可以节约用于司机工资的费用，还能增加自己的独立性。于是，他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车况虽然不是很好，但足以满足他从家到学校之间的简单通勤需求。在学习驾驶的过程中，梅校长时常会在校园内的空旷地练习，逐渐熟悉了车辆的操作。
韩咏华夫人则承担起了家中的烹饪任务。她在厨房里亲自操作，烹制简单而营养的餐食。每当有学生或教职工到访他们的家时，都能品尝到韩咏华亲手制作的家常菜。
尽管菜品不多，但每一样都准备得用心，且味道地道，反映出她对家庭生活的细致关怀。即便在最寒冷的冬天，梅家也不使用学校供应的煤炭。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环保的取暖方式，即购买木材和秸秆。这种方式不仅减少了对学校资源的依赖，也表达了梅校长对环保的支持和倡导。客厅的小火炉常年燃烧着木材，散发出阵阵温暖。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无不透露出一种简朴而充满温情的氛围。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北部的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领导着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迁移到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其他师生一同经历了长达数千公里的跋涉，历经艰辛抵达昆明。
新环境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北方的校园，设施简陋，物资匮乏，使得日常生活和教学都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改善这些状况，梅贻琦首先放弃了校长应有的住宿条件，选择与普通教职工同住在简易的宿舍中，与大家共同承担生活的不便。
在物资极其短缺的状况下，梅贻琦不忍看到师生们受苦，决定出售自己在北京的家中多余的家具和一些家族传下的贵重物品，如古董和字画。这些物品在昆明的市场中虽然价值不高，但所得的资金足以为学校购买一些急需的教学用品和生活必需品。
梅校长同样未停歇地向政府部门申请额外的教育资金。他多次亲自撰写申请书，详细描述联大的困境，力求从国家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多次的申请和坚持下，联大逐渐获得了一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被用于改善教学设施，购买图书和科研设备，以及提升师生的生活条件。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梅贻琦的四个孩子也在西南联大就读。当学校为了减轻战争带来的影响，提供了额外的学生补助时，梅贻琦的孩子们选择放弃这些补助，将机会留给了更需要帮助的同学。
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韩咏华以她独特的方式支持着家庭与社区。身着简朴的蓝布褂，挎着装满自家烘焙糕点的竹篮，她成了昆明街头熟悉的身影。每天清晨，韩咏华都会早起烘焙，她在家中的小厨房里忙碌，制作各种地方风味的糕点，如云腿月饼、玫瑰镜糕等，这些糕点不仅美味，还充满了家的温馨。
韩咏华选择在学校附近的街头设立小摊，因为那里人流较多，尤其是学生和教职员工经常路过。她的小摊摆放整齐，糕点摆在竹篮里，上面覆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既保持了食物的清洁，也显得格外亲切。
她的摊位虽小，却总是能吸引过路人的目光。每当有人驻足购买时，韩咏华总是热情地迎接，她会推荐几款当天的特制糕点，讲述每种糕点的制作材料和过程，这种亲切的交流往往让顾客感到温暖，不少人成了她的回头客。学生们尤其喜欢她的甜品，经常在课间或放学后来买一些作为零食。
韩咏华的糕点小摊也逐渐成为了学生和教师们交流的小社区。他们在这里不仅是来买糕点，更多的是来与韩咏华聊天，或是谈论学习和生活中的琐事。这样的互动使得韩咏华的摊位不仅是一个商业点，更是一个社区的聚集地，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支持。
此外，韩咏华经常将部分收入捐献给学校的贫困学生基金。她的这一行为在校园内部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也开始以各种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在抗战困难时期中更需要帮助的人。
1948年，面临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基金的复杂问题，梅贻琦被迫离开祖国大陆，前往美国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方向。抵达美国后，梅贻琦没有停歇，迅速投入到了教育工作中，致力于在异国他乡传播和推广中国的文化及教育理念。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梅贻琦参与了多个教育项目，与当地的学术机构合作，进行教育研究和讲学。尽管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带来了初期的适应挑战，但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获得了美国学术界的尊重和认可。
与此同时，韩咏华也在纽约展开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为家庭的经济状况贡献自己的力量。她首先在一家衣帽工厂找到了工作，负责简单的缝纫和装饰任务。工厂的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但她凭借勤奋和细致的工作态度，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的节奏和要求。
在衣帽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韩咏华转而在一家小型首饰店工作，负责销售和顾客服务。她的亲和力和努力让她在这份工作中也表现出色，能够与顾客进行有效的沟通，提供满意的服务。
首饰店的工作不仅让她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增加了她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适应。后来，韩咏华又转到一家医院工作，担任护理助手。在医院中，她负责协助医护人员照顾病人，进行基本的护理和日常照顾。最后，韩咏华在纽约的一个盲童学校找到了工作，这里她不仅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还参与教育和活动组织。在盲童学校工作的经历让她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和对特殊儿童的关爱，她的工作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高度评价。
在此期间，梅贻琦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为他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考，他决定返回亚洲。在台湾，他参与了清华大学的重建和发展工作，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致力于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夫妻二人在地理位置上有了分离，韩咏华选择留在纽约，继续她的工作和生活，而梅贻琦在台湾深耕教育事业。
梅贻琦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60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在得知丈夫病情后，韩咏华决定放弃她在纽约的工作，结束了在盲童学校的教学和照顾工作，返回台湾全心全意地照顾梅贻琦。
韩咏华回到台湾后，她发现丈夫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梅贻琦因病情的影响，已经无法继续他的教育工作和日常活动，需要人时刻陪伴和照顾。韩咏华立即承担起了照顾梅贻琦的责任，她处理梅贻琦的日常生活需求，确保他的饮食健康，监督药物的使用，同时安排医生的定期访问。
由于梅贻琦晚年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夫妇二人的生活相当简朴。梅贻琦去世前，他们居住在一个租赁的小屋中，这个小屋简单而朴素，没有过多的装饰，但韩咏华尽力使它温馨而舒适。家中的家具大多是旧物，但都被打理得干净整洁。在梅贻琦病重期间，韩咏华几乎不再外出，她的生活完全围绕着丈夫的需要展开。
在梅贻琦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韩咏华几乎每天都在照顾他，从早到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始终坚守在丈夫的身边。她常常为梅贻琦读书或者播放他喜欢的音乐，尽力营造一个平和的环境，帮助他缓解病痛带来的不适。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