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中的血”和卢德运动：是“AI失业浪潮”的历史前鉴吗？
“机器中的血”和卢德运动：是“AI失业浪潮”的历史前鉴吗？
在AI的时代，Dall-e为我绘制图像，Suno为我创作旋律，Sora为我编织电影故事，DeepL帮我跨越语言障碍，Autopilot解放了我的双手，ChatGPT与我畅谈……对于那些乐观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消费乐趣的AI未来。
然而，对于那些忧心忡忡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在这些AI技术广泛应用后，我的工资由谁来支付？它们会不会让我失去工作？
“机器中的血”
对此，《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布莱恩·莫钦（Brian Merchant）显然是忧患派的代表人物。
在2023年，他出版了《机器中的血》（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一书，深入探讨了“AI失业”这一紧迫的现代问题。
莫钦将视角投向历史，以历史为镜，全面回顾了19世纪初英格兰的卢德运动。他认为，卢德运动是人类工作首次被技术大规模取代的浪潮的产物。书名“机器中的血”象征着卢德运动——一场由机器引入引发的流血冲突。
莫钦认为，尽管这场运动发生在两个世纪前，但其内在的紧张关系仍然影响着当今的技术进步与就业市场，因为经济组织方式和技术融入社会的模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AI技术将如何塑造人类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我们对卢德运动及其遗产的理解。
在1811年至1813年的英格兰，手工纺织工人发起了一场针对纺织机械的破坏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卢德运动”。它主要在兰开郡、约克郡和诺丁汉郡等纺织业集中的地区爆发。
卢德运动的影响深远，自19世纪以来，关于它的研究和著作便层出不穷。早期的研究多依赖于口述历史，如弗兰克·皮尔的《卢德运动的兴起，宪章派与拔栓者》和丹尼尔·赛克斯的《本·奥比尔口述卢德派：一个约克郡的传说》。20世纪中期，也出现了如乔治·亨蒂的《穿越争议：卢德暴动的传说》和布莱恩·贝利的《卢德派的造反》等研究性著作。此外，从工人阶级研究视角探讨卢德运动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1750-1832年》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机器中的血》作者布莱恩·莫钦在解读卢德运动时，有着自己独特的目的：探讨在技术大规模替代人类工作时，如何避免类似卢德运动那样的社会冲突。莫钦在书中对卢德运动表现出了同情，并迫切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促使他对运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描述。这些内容构成了书的前五章。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将视角转向现代，反思新机器时代的劳工问题，并得出结论：对那些在“机器换人”浪潮中失业和失意的人群给予充分的关心和必要的经济援助，是卢德运动给AI时代的历史教训。
1812 年绘制的卢德是许多真实抗议活动的虚构领袖，smithsonianmag.com
技术恐惧症？
普遍而言，卢德分子往往被视作技术恐惧症的典型代表。技术恐惧症患者对新技术有着根深蒂固的排斥、拒绝和抵制情绪，对新产品和新技术感到压力和焦虑，反应过激。
由于他们标志性的破坏机器行为，卢德运动也被视为技术恐惧症的体现。但通过深入研究历史资料，莫钦在其著作中提出：将卢德运动简单理解为技术恐惧症是一种误解。
书中指出，卢德分子对机器并不陌生，他们本身就是技术能手，他们并不仇恨机器本身，而是反对机器被用作压迫他们的工具。以诺丁汉郡的织袜工人为例，他们一方面组织破坏工厂的织袜机，另一方面却要求工厂主使用一种能更精确测量织物线密度的机器，这样的机器有助于更公正地评估他们的工作质量，防止工厂主随意压低价格。显然，工人们并不反对使用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这表明他们反对的不是机器，而是不公正的待遇。
破坏机器只是卢德运动用来与工厂主谈判的策略。实际上，在每次行动前，卢德运动都会向目标工厂发送一封“声讨书”，谴责用机器取代人工的行为，并要求停止这种做法，否则将破坏那些“夺走工人生计”的机器。显然，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失去生计，而不是机器本身。
1812 年，卢德分子在纺织厂里挥舞着铁锤，他们并不是第一批破坏技术的抗议者。许多人都擅长使用机器。
将卢德运动贴上技术恐惧症标签的做法，最初出现在镇压卢德运动后的法庭审判中。陪审团代表汤普森男爵在定罪时认为，卢德分子对机器技术的无知和短视是暴乱的根本原因。对于汤普森的这一论调，史学家弗兰克·皮尔讽刺地回应道，“这些工人不明白，他们应该默默接受自己的命运”。
卢德运动以其对工厂机器的破坏行为而闻名，这一行为成为了运动的标志性特征。然而，从破坏机器升级到攻击人，是卢德运动走向衰落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暴力”成为了卢德运动被批评的主要方面。但作者莫钦提出，卢德运动中的暴力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工人们在面对被边缘化时的绝望反抗。
卢德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乔治·梅洛，是一位经历过英法拿破仑战争的退伍军人，他曾学习并精通剪绒技艺。剪绒是羊毛纺织业中的一项关键工艺，要求工人熟练操作重达六十磅的大剪刀来修整布匹。由于这一工作处于生产链的末端，剪绒工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布匹的最终价值，因此收入相对丰厚，但同时也需要长达七年的学徒期才能熟练掌握。不幸的是，当梅洛退伍后希望重返这一行业时，却发现工厂主们正在用剪毛机取代传统的手工操作。因此，失业的梅洛不得不开始对抗那些取代他工作的机器。
与乔治·梅洛手艺被边缘化的困境不同，格雷夫纳·汉森面对的是权利被边缘化的问题。作为一名织工，汉森在失业潮中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工作权利。他们引用了17世纪查理二世时期颁布的纺织业保护法，主张工厂应该为学徒提供工作机会。然而，当时的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并未对工人的诉求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工厂主，任由失业问题蔓延。
在这种双重边缘化的趋势推动下，19世纪初，英格兰工人的失业率开始急剧上升。在诺丁汉市的一个镇上，一年内有一半的三万多人因失业而被列进穷人名单，许多绝望的织工甚至选择了自杀。因此，卢德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是就业问题恶化的直接后果，是工人们在绝望中对不公正待遇的激烈反应。
“AI换人”？
从19世纪的工厂体系发展、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到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进步，对卢德运动的审视已是老生常谈。然而，莫钦的著作不仅详尽地再现了卢德运动，还揭示了这一运动与英格兰文学传统的联系。
“卢德”（Ludd）这个名字源自于爱德华·卢德的民间传说。据说，年轻的卢德是一名织布学徒，因无法忍受老板的剥削而逃离，后被当局捕获并遭受鞭打。他幸存下来后，摧毁了老板的织机，逃入舍伍德森林，成为了一位类似罗宾汉的绿林英雄。尽管爱德华·卢德的故事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工人们借用这一传说，以“卢德将军”的名义在他们的“声讨书”上签名，为这一传说增添了新的诠释。
卢德运动不仅借用了民间故事，也深刻激发了当时作家的创作灵感。诗人拜伦对卢德运动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作为英国上议院议员，他在首次演讲中反对镇压卢德运动的《织机工作提案》。尽管拜伦的观点未能说服其他议员，该提案最终成为法律，规定破坏机器者将被处以死刑。在政治上的挫败使拜伦只能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创作了《颂歌：献给织机提案中的工人们》、《献给哭泣女士的诗行》和《卢德派之歌》，这三部作品后来被称为“卢德派三篇”。
这是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一幅版画，描绘了 19 世纪初农业工人对肯特郡一个农场的袭击，当时的脱粒机被毁坏，因为工人们认为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们的工作。cbsnews.com
拜伦对卢德派的同情并非孤立现象。雪莱的《玛布皇后》、夏洛特·勃朗特的《雪莉》以及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都反映了类似的主题。而玛丽·戈德温的《弗兰肯斯坦》则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部被誉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的作品，其初稿完成于卢德运动后的1816年。在玛丽构思小说时，拜伦和雪莱等友人对时政的讨论为小说情节提供了灵感。这使得书中的“怪人”与卢德派有着相似之处，他在被拒绝过上正常生活后，向造物主弗兰肯斯坦发起了复仇，象征着卢德派在绝望中的反抗。“我本善良，但苦难让我成了恶魔”，这句怪人的自白，无疑是卢德派的写照。
在对卢德运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后，莫钦在最后一章中将视角转向了现代。他认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200多年前的纺织机器应用有着相同的后果，即许多蓝领工人，如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莫钦提出，卢德运动的现实意义在于为“AI失业”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即更多地关注那些在机器换人浪潮中受影响的工人群体，并给予他们必要的经济援助。这些支出可以通过征收AI税或数据税等方式来筹集。
通过揭示卢德运动中工人们的真实处境，莫钦展现了技术与社会互动中的复杂张力，这在写作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卢德运动是否真的能成为“AI失业”问题的历史借鉴，仍有待商榷。无论是从卢德运动的实际演变，还是从“机器换人”的实证经验来看，似乎并不支持“历史借鉴说”的成立。
1990年，美国心理学家格兰蒂宁发表了《新卢德宣言》，主张为新技术革命中的受害者和失语者争取权利，这标志着“新卢德运动”的诞生。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新旧卢德派的关注点和斗争方式有所不同。老卢德派通过破坏机器来维护就业权利，关注的是经济问题；而新卢德派主要反对技术应用引发的环境问题。老卢德派采取暴力手段，新卢德派则更倾向于通过学理批判、媒体宣传、集会游行和法律诉讼等非暴力方式，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如不使用电子产品、抵制生物技术和保护动物权利等。
威廉·霍斯福尔 (William Horsfall)，一位约克郡商人和制造商，于 1812 年在哈德斯菲尔德附近被卢德分子谋杀，history.com
为何新旧卢德主义之间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原因在于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当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新卢德派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新问题：工业过度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化石能源消耗引起的全球变暖、人类活动扩张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电子产品沉迷带来的自我迷失等。
随着科技创新配套机制的逐步成熟，老卢德派极端行动的诱发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削弱。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应对科技应用过程中的负面因素上，积累了一系列有益的经验，如科技伦理审查、负责任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碳排放控制等。这些制度性和理念性的措施，为科技融入社会提供了减速带和缓冲层，减轻了科技硬着陆带来的反作用力。值得一提的是，《弗兰肯斯坦》等早期科幻小说对科技发展、社会责任与人类福祉间张力的描绘和反思，为后世的科技伦理思考开辟了先河。从这个角度看，老卢德派的悲剧也孕育了积极的后果。因此，莫钦所说的“技术引入社会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可能并不完全准确。
回到核心问题，AI技术的引入是否真的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引发大规模失业？由于AI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与机器人技术的协同演进仍处于初级阶段，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从一些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来看，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像莫钦所说的那样。
2023年8月，Open AI公司、独立研究机构Open Research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撰写了一篇论文，专门探讨大语言模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大语言模型应用日益普及的情况下，至少80%的美国劳动力职位将受到影响。但“受影响”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失业，而是指这些职位中的某些任务将由AI完成，这些任务的比重约为10%。显然，10%的比重并不会导致雇主采取“AI换人”的策略，因为替换造成的成本可能会高于维持现状。论文还指出，对于19%的美国劳动力职位而言，其工作任务的50%将由AI替代。这类职位被称为“AI高暴露率岗位”。然而，一项由中国民间智库（城市数据团）对“AI高暴露率岗位”的追踪调查发现，在所有规模的企业中，这些岗位不仅没有被替代，反而需求呈现出较快增长。这一反直觉的现象似乎预示着人机合作深度展开的趋势。
可能会有人反驳，上述研究仅涉及“AI换人”，并未涉及制造业中的“机器换人”，AI和机器仍有区别。但一项基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中“机器换人”的研究表明，从“机器换人”到爆发“卢德运动”，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珠三角就是一个例子。
研究者发现：在国家层面，对“技术即进步”的话语塑造，让技术变革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对抗机器的心理因素。
在企业层面，机器换人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通过转岗、保留岗位等柔性处理方式，也可以消除抵触情绪。在工人群体层面，一方面，认同了国家提出的技术即进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择业的高流动性、再就业培训的可及性，也有助于提高“机器换人”的接受度。这些实证调研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和玩味。
随着对卢德运动及其与现代技术发展的比较分析，我们得以一窥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到今日的数字化转型，技术进步一直是双刃剑，既带来便利也引发挑战。莫钦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深入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技术如何塑造社会结构和个体命运。尽管卢德运动与今日的AI技术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温和的结论：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冲击，但这些冲击并非全然消极。正如卢德运动最终促使社会对工人权益的重视，今日的AI技术也可能推动我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和人类的角色。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经历转型，但这种转型也伴随着新机遇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惠及每一个人。
因此，我们可以以一种既不过于乐观也不过于悲观的态度来看待技术的未来。通过历史的镜头，我们学会了谨慎和反思，同时也看到了适应和创新的可能性。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技术带来的变化，同时为那些可能受到冲击的群体提供支持和保护。这样的平衡之道，或许正是我们从卢德运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