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玊上围”看潮汕与客家的族群认同
从“种玊上围”看潮汕与客家的族群认同
历史上，闽人来粤后，分别在海陆丰、潮汕和雷州形成了三大聚集地。这些地方的人，族谱上都明确记载着祖先来自于福建，语言、习俗又都和闽南三市（泉州、漳州、厦门）接近，因而被客家人统称为“学老人”——戏曰因闽语难解，学到老都学不会之故。实际上，“学”字的客家话发音恰好与闽方言“福”字的发音相谐，所以“学老人”就是“福佬人”的意思。
然而，在粤闽人之间并没有统一的身份标签，而是各自为政，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潮汕人。传统意义上，潮汕人主要包括世代生活在潮州、揭阳、汕头三市以及梅州丰顺等边缘地区、以潮汕话为母语的人，当然也包括从这些地区外迁出去的人及其后裔。
至于粤西，虽然从来没有当地的闽方言是否属于“潮汕话”或“闽南话”的争论，但类似的社会心理现象同样存在。例如，茂名电白人民所操持之“海语”（包括黎话和海话），虽近似于雷州话，在不少当地人眼中，两者却非同类。比起“茂名人”，海语者似乎更喜欢强调自己是“电白人”，在行政上和文化上，都十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
闽语人的这种扎根于区域共同体、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文化认同类型，暂且命名为“离散务实型”。作为对比，我们来看一下客家人。众所周知，客家人遍布南方各省，尽管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内部差异，但都认同“客家”，也不排斥别人成为客家。像这种轻视地域、根植于历史想象的认同类型，且称之为“聚合务虚型”。
那么，决定一个族群“离散务实”还是“聚合务虚”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族群认同感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吗？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深入“种玊上围”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
“种玊上围”即“上围古寨”，位于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新楼村，建于清代，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总占地面积宏大，坐东向西、布局规整，既是一个村寨，也是一座城堡，属较为罕见的围拢式古建筑群。
2011年，古寨被授予“梅州市客家古民居”。凭此称号，很快被进一步认定为省级和国家级的“古村落”。但从另一方面看，溯源历史，种玊上围世代居住的都是以潮汕话为母语的罗氏家族。
笔者认为，决定种玊上围所属的关键在于村民的认同感。如果新楼属“客”，则说它是“客家古民居”无可非议。但实际上，新楼村民普遍主张自己是潮汕人，明确否认是客属，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清楚”或“无所谓”。可见，新楼村民的身份认同存在明显的“摇摆现象”。
2012年，由汤南人罗培衡、罗俊发等主笔的《罗万杰传奇》出版。该书开篇写道：“从宋末到明初，不少客家人迁到了广东东部的梅州和潮州等地，罗安就是这批移民潮中的一员，也是丰顺县汤南镇罗氏的始祖，出自豫章一系。”此书出版后，受到一些客籍学者关注和附和，再加上地方媒体的宣传以及因应旅游资源开发需要而进行的再加工，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些影响。毕竟，罗万杰可是汤南罗氏先祖。
转眼历史，根据《上阳罗氏族谱》的记载，上阳罗氏开基祖罗安，原籍福建莆田，曾任南雄府沙水镇巡检官，宋末元兵扰乱之际，奉太始祖潮逸公之命南迁入粤，经过饶平大埔寨、军寨后，转赴揭阳曲溪、锡场，最终选择在蓝田上阳龙上定居。从族谱上记载的迁徙路线来看，上阳罗氏先祖所经之地，几乎都是闽语的天下，和客家山区交集甚微。
罗氏定居汤南以后，不断繁衍生息，逐渐发展壮大。延至明朝末年，罗氏已经是汤南地方的名门望族，其他姓氏的人家纷纷外迁，留下来的，陆续被同化，改为罗姓。值得留意的是，种玊上围兴建之际，罗家早已在汤南站稳脚跟，称甲一方。换言之，称种玊上围为罗家大院亦不为过。
清乾隆三年（1738），朝廷置丰顺县，拟将汤南划归到丰顺辖下。此举遭到罗氏家族的反对，其理由是：“本族数百年来，属潮州揭邑，传统习俗，学子从师，士子科场，习农学艺，商贾买卖，皆趋潮汕。北方崇山峻岭，客家习俗、语言不通，罗氏宗族向来世代簪缨，科甲蝉联，若划归丰顺县，恐仕途闭塞，科甲无望，请求勿划归丰顺县。”
另悉，汤南人在清末以后才与客家人通婚。新中国成立以前，几乎只有客家的女人嫁进来而没有本地的女性嫁出去。如今，“汤南女不嫁客家郎”早已成为历史，但潮汕文化在汤南乃至丰顺县城仍然是强势的主流文化，这点从语言使用情况便可管窥一二：汤南人普遍不会讲客家话，反倒是丰顺县城汤坑的客家人多半都会讲潮汕话。
语言文化之所以强势，是因为有经济实力在作后盾。汤南人不会仅仅因为在行政上被划分到客家就选择当客家人或者客家后裔。事实上，在21世纪以前，几乎没有汤南人动摇过自己的族群认同。更何况，语言不通，习俗、文化不同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即便自认为是客家人，在真正的客家人面前也是显得十分尴尬。
依笔者所见，并无史料能够证明罗氏家族在由闽入粤以前是讲客家话的。在《上阳罗氏族谱》上，找不到任何有关“客家”的叙述——须知，这份厚达三大部的族谱续修于1999年底，如果汤南人认同客家的话，一定不会付诸阙如。也就是说，包括新楼村民在内的绝大多数汤南人不认为自己是客家后裔，更不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要之，“汤南人是讲潮汕话的客家后裔”的观点2010年代以后才浮出水面，而种玊上围被认定为“客家古民居”等皆是这一观点的联动反应。
新楼村民族群认同感的变迁，反映出客家地区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发展。特别是2010年以后，随着梅州市旅游文化产业的升温和丰顺县城、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上属于客都而语言文化上又趋同于潮汕的汤南，优越感逐渐瓦解，处境日显尴尬。为了更好地融入到梅州整体的经济、文化发展建设中来，一些政界的汤南人士提出了“祖先客家说”，以此证明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客家文化的包容性。这种观点在汤南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客家也好，潮汕也罢，作为一个边界清晰的族群概念，更多是近代以后人为的结果。如前所述，闽人在广东占据了相对富庶、容易自给自足的沿海地带，省界的切割、经济上的满足造成了族群认同感的独立性，尽管潮汕人与闽南人、海陆丰人与潮汕人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客家人看来并不是很大，但他们之间互不认同已是存在上百年的社会现实。处于边境地区的汤南闽语人，从清代集体反对划归到客家丰顺县辖下，到20世纪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出现向客家身份靠拢的趋势，看似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背后，实际反映出一致的动机和本质，这就是“离散务实性”。
客家人入粤后，一直到康熙复界招垦以前，长期被局限在相对贫瘠的山区生活。长年流离失所的经历和贫苦不堪的现实，让客家人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科举与从军，加之儒家思想的浸透，逐渐形成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家国天下”的思想观念。客家人固然情系桑梓，但不重土安迁，素来轻视地域、省籍认同，强调根在中原，所以尽管闽粤赣三省的客家人方音、习俗各异，但并不影响大家都是“自家人”的社会认知的形成，这就是“聚合务虚性”。
从表面上看，决定族群边界的标准似乎是方言差异。然而，语言之于族群认同感的建立与维系属于充分非必要条件，行政区划的变迁、现实利益的驱使才是左右族群认同感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自我认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互相转换，种玊上围所在新楼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