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峻奇崛见雄风——论《张猛龙碑》在魏碑体系中的承变与超越
方法峻奇崛见雄风——论《张猛龙碑》在魏碑体系中的承变与超越
《张猛龙碑》全称《魏故侍中尚书右仆射司徒公新兴郡太守昌黎太守张猛龙之碑》，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原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后因战乱移至他处。清乾隆年间重新被发现并收入孔庙，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碑高280厘米，宽96厘米，共36行，1247字，是现存北魏碑刻中篇幅较长、保存较完整者之一。
唐代书家欧阳询曾遥慕其风骨，清代包世臣、康有为则将其推至魏碑巅峰。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曰：“《张猛龙》足继大令，当为魏碑第一！”近现代书法家中，于右任、启功等均以习此碑著称，足见其影响力跨越千年。
《张猛龙碑》立于北魏晚期，正值六镇起义前夕的社会动荡期，碑文内容既有对张猛龙家族显赫仕宦的颂扬，亦隐含对时局不稳的隐忧。碑文由书家贾思伯（一说张猛龙本人书丹）以隶书为基础融入楷法，展现了鲜卑豪放气质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碑文记录了北魏官制、地理沿革及张氏家族谱系，为研究中古社会结构、民族融合提供珍贵实物。例如，“新兴郡”“昌黎郡”的行政区划变迁可佐证北魏边疆治理政策。作为魏碑向唐楷过渡的关键节点，《张猛龙碑》上承汉隶古拙，下启隋唐法度，其“斜画紧结”“以方驭圆”的结构特征，成为后世文人碑学体系的范式。
在严整法度中融入个性化笔触，如“文”字捺画末端微翘，暗含书者傲骨；长横画末端的自然顿挫，似见运笔呼吸，突破了汉隶程式化的庄严。
《张猛龙碑》的多元书风映射了北魏民族融合背景下，书法艺术对“雅俗共赏”审美的主动接纳。其既非纯粹文人雅趣，亦非民间野趣，而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艺术活力的结合体。当代书家可从碑刻的“破界意识”中汲取灵感，如在楷书中融入篆隶元素；机械复制时代，碑刻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与手工书写的生命温度，对形式主义泛滥具有警示意义。
《张猛龙碑》不仅是一座书法丰碑，更是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它以其“峻骨奇姿”叩击历代书家心灵，至今仍为探索书法本质与艺术边界提供永恒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