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人类所进行的大部分交往是扭曲性的“伪交往”
哈贝马斯：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人类所进行的大部分交往是扭曲性的“伪交往”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交往理性"理论对理解现代社会的沟通和交往具有重要启示。本文将详细介绍哈贝马斯如何区分"真正交往"和"扭曲的交往"，并阐述实现"交往理性"的具体要求和条件。
主体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主体性危机源于过度强调个人理性，导致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分裂，阻碍了真正的沟通与理解。虽然笛卡尔和康德对现代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真正理解并深入剖析现代性问题的，却是黑格尔。他之所以选择黑格尔而非其他人作为现代性哲学的起点，是因为黑格尔首先发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黑格尔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强调个体自主性的理性思维，导致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被破坏。这种分裂，正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虽然黑格尔并非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他却是第一个深刻认识到现代性问题本质的哲学家。他的洞见为后世理解和解决现代性难题奠定了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从黑格尔开始，现代性批判一直试图摆脱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体哲学）的困境，但各种尝试都失败了，包括尼采的激进批判。他认为，现代性哲学在早期就走错了方向，即在黑格尔青年时期就错过了机会。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曾一度接近"交往理性"的观念，但后来放弃了。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转向"交往理性"，而非继续纠缠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模式。他将现代性哲学史描述为在"十字路口"上的一次次错误选择，而他本人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通过建立交往理性的范式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为现代性提供一个新的、规范性的基础。
如果哈贝马斯的论点成立，那么他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更是对现代性哲学的"拯救"。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路径，为继续推进现代性事业提供了新的希望。他认为，前人误入歧途，而他为现代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并非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辨层面，而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框架，来指导人们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理性、自由和民主。
启蒙运动提出了一些崇高的理想，例如理性至上、个人自由、民主制度等。然而，这些理想如何具体地转化为现实，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交往理性"，我们可以找到实现这些理想的途径。
"交往理性"强调在平等、公开、理性的沟通中达成共识。它认为，真正的理性并非个体理性简单地叠加，而是在交往过程中，通过批判性讨论和相互理解，形成的集体理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解决社会冲突，建立更公正的制度，并最终实现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扭曲性交往VS非扭曲性交往
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互动：符合交往理性规范的"真正交往"和不符合这些规范的"扭曲的交往"（或伪交往）。表面上看，两者都是人际互动，但本质上迥然不同。
关键在于是否实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和解"（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n）。真正的交往基于相互理解、尊重、平等和理性，参与者自由表达并寻求共识。相反，扭曲的交往则充斥着权力、操纵和欺骗，缺乏平等，其目的并非理解，而是控制、压迫或欺骗。
因此说存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互动，一种符合交往理性的理想状态，另一种则背离了这种理想。人大部分的日常交往，是伪交往。
哈贝马斯：主体间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简单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理性沟通，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
它不像传统理性那样只关注个体逻辑，而是强调通过开放的讨论和辩论，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理解。
这种沟通以语言为核心，参与者地位平等，没有强迫，最终目标是达成共识，而不是一方的胜利。重要的是，这种理性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
语言是理解和实现"交往理性"的关键
它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构建共同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基础。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对话，包含着达成共识的内在机制。为了有效沟通，语言必须满足一些基本要求，例如清晰易懂，这样才能被他人接受和认可，从而建立起社会交往的规则。
因此，有效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传递，更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能够改变现实，促进社会和谐。简单来说，哈贝马斯认为，好的沟通是实现理性社会的基础。
理性不只存在于思想和语言中，也体现在各种行为中
言语行为要真实、真诚、合乎规范才能有效。而更广泛地说，社会行为包含目的性行为（例如为了赚钱工作）、规范性行为（例如遵守交通规则）和表达性行为（例如舞台表演）等多种类型。
成功的社会行为能够同时关联客观现实、个人感受和社会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理性的，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复杂的社会互动。
简单来说，哈贝马斯认为理性行为是真实、真诚、合乎规范，并且能够有效地协调个人、社会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
交往理性更关注达成共识的过程，而非结论本身的对错
他强调的是一个公平、开放的讨论程序，而不是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使最终结论有争议，只要讨论过程公正，就能认为是理性的。所以，交往理性更像是一种"程序理性"，它注重的是过程的合理性，而不是结论的绝对正确性。
只要遵循公平的程序，即使结论并非完美，也能达成某种程度的理性共识。
关于共识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合理整合。人们通常认为，在讨论共识的形成过程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被称为"理想沟通情境"，另一个被称为沟通有效性要求。
所谓"理想沟通情境"，其内涵主要如下:
- 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疑问或反驳质疑。
- 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 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己的内心。
- 每一个话语参与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作出允许和禁止，作出承诺和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自我辩护。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使用提供保证，解除现实强制，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验和行动的话语交往领域。
另外，哈贝马斯将人们之间为有效实现沟通过程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表述如下: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就他试图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过程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担起满足下列——确切地讲，正好是这些——有效性要求的义务。
这些要求包括：
-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 提供( 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
- 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
- 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
将上述四点展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不但如此，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
有人将哈贝马斯的四个有效性要求简化为三个：
- 真实性 (Truth): 说话者对事实的陈述必须真实。这对应于哈贝马斯的"真实性/有效性"，关注沟通内容的事实准确性。
- 真诚性 (Sincerity): 说话者的沟通意图必须真诚。这与哈贝马斯的"真实性/真诚性"相符，关注说话者对其信念和意图的诚实表达。
- 正确性 (Rightness): 说话者的表达从规范角度看必须正确。这结合了哈贝马斯的"可理解性"和"正确性/适当性"，涵盖了表达的清晰度以及言语行为在社会语境中的适当性。它确保沟通符合相关的社会规范和规则。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超越了传统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重新肯定了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价值。它建立在平等的主体间互动基础上，保证了参与者在交往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一理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遭遇瓶颈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推动了社会科学理论的进步，也深刻影响了诸多领域的实践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