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练兵”应始于1877年

“小站练兵”应始于1877年

“小站练兵”这四个字已成为天津历史文化中一张底蕴丰厚的名片。关于“小站练兵”的起点时间，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和学者观点，认为“小站练兵”应始于1877年，即周盛传率盛字军完成小站镇建设并开始练兵的时期。

小站练兵诞生中国第一支近代骑兵。

小站练兵诞生中国第一支近代炮兵。

中国第一支近代陆军。

盛字军开往小站。

“小站练兵”这四个字已成为天津历史文化中一张底蕴丰厚的名片。因为从天津小站走出了北洋政府的四位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临时执政：段祺瑞，以及九位总理和三十多位督军。所以小站练兵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极为重要、影响巨大的事件，也是天津地方史研究中的“制高点”之一。

但是，关于小站练兵的时间起点究竟是哪一年，学术界看法不同。

根据目前“小站练兵”的研究情况，笔者认为“小站练兵”的肇始者应是周盛传，起点在光绪三年（1877）。

四种起点之说

一、袁世凯1895年编练新军为起点。

这类观点多集中在关注北洋历史及人物的论著和文章中。有些学者认为，“1895年，练兵的基地又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有部分通史、专题史著作采用了这种说法：“1895年，朝廷正式敕派袁世凯就任练兵大臣……该军从定武军的营址马厂迁到了天津小站，并正式更名为‘新建陆军’，也称‘北洋新军’。是为‘小站练兵’之开始。”

二、胡燏棻于1894年开始编练新军、1895年移驻小站为起点。这种看法源于“1895年，由于马厂兵营不够用，胡燏棻率定武军移驻津南小站”。事实上，袁世凯来小站负责编练新军，正是接替了胡燏棻的工作。但胡燏棻在小站练兵持续时间较短（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过去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这种观点的意义在于正确指出了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已有人先期在此练兵。

三、在汉纳根建议、策划下与胡燏棻练兵共同作为小站练兵的起点。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因为“小站练兵的源头是清末编练新军，而这个建议是汉纳根最先提出的，最先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胡燏棻。”

四、以周盛传1875年率盛军赴小站地区驻屯为起点。这类观点认为，“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名声显著，成效最大，影响极巨，对此后30余年中国政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人们常把‘小站练兵’与袁世凯联系在一起。”但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津南区志》中记述：“小站练兵……是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委派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建立操练新建陆军——北洋军阀胚胎时期为中心，上自光绪元年（1875），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字军在小站练兵，下至1920年，段祺瑞在小站训练的振武军被遣散，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史实。”说明小站练兵是有传承关系的一段时间。

针对上述观点，学者张诚认为：“小站练兵分为四个时期，一是甲午战争之前盛军，一是甲午战争至庚子期间的练军和定武军，一是庚子之后的新军。”罗澍伟先生也指出：“清王朝为什么选择天津小站训练现代军队？因为小站是中国人最早感知西方军事文化的训练基地”，而这个“最早”，则是“天津教案爆发后，李鸿章率淮军来到天津……淮军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装备、最早参照德国营制的军队，率先建立了克虏伯炮队，一般士兵也改用洋枪，并聘用西方军官进行操练。”

先建“小站”才练兵

这场享誉中外的“小站练兵”，起点究竟在哪一年呢？我们认为，上述四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和具体，应当从“小站”“练兵”两词入手分别进行分析。而这又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周盛传。

周盛传是安徽合肥人。清同治元年加入淮军。后随李鸿章移督直隶，率部屯卫畿辅。同治十年，移屯青县马厂。光绪二年，正式调任天津镇总兵，在小站地区移屯兴工，操练盛军。

小站地区原是一片盐碱低洼之处，在周盛传率部来到这里之前，被称作“南大洼”“潘家坟”“潦水套”。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这里是马厂—小站—新城—大沽海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小站军屯练兵，也是周盛传海防思想的重要实践。倘若没有周盛传兴修马新大道（马厂到新城），“四十里设一大站，十里设一小站”，随后修筑“新农镇”（即小站镇），就根本不会产生“小站”这个地名；倘若没有周盛传率领盛军挖通经过小站地区的马厂减河，用“石水斗泥”的南运河水引淡涤碱，小站水稻也不会供养后来的驻防大军。

史料记载，周盛传是1875年率盛字军由马厂移驻天津小站的。《周武壮公遗书》中所收录的《磨盾纪实》（即《周盛传年谱》）提及：“光绪元年……二月，留马队驻马厂，余拔队移屯天津之南洼，地名潦水套，即今新农镇也。”

练兵不仅是在周盛传的盛字军移驻小站之后，而且一定是在小站镇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实现的。

天津博物馆现藏有《盛字全军屯田图》，这是一幅绘制小站开垦的原始图。它是周盛传当年统一改造津南土地时，从地户手中收购土地绘图契约总录，其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此图由八轴六尺的条幅组成，图上标明小站垦区和新城垦区收购的每块屯地，方法是在图上标明地块四至、地名、亩数、价格、业主姓名、居住地及购置手续完成时间。图中没有注明成图时间，但图中近百笔收买荒地的年份，只有一笔标注是光绪五年（1879），其余大多在光绪二年（1876）及以前。从这个情况看来，小站镇及其周边土地的收购工作应该基本上完成于1876年，在此之前想要大规模地、系统地进行练兵是不具备空间条件的。

据考证，“小站建镇之初，镇街实际是为军人们提供生活资料的集市。初建的一条东西街，叫‘行营买卖街’。两端各有城楼一座，称为东门和西门。城门洞上有横额刻碑，刻有新魏书‘新农镇’三字。两座城楼已于1956年拆除。”

小站镇的建成，反映出周盛传在小站地区购买、开垦土地、扎营等工作的基本完成，盛字军才有在此开始练兵的可能。

另外，练兵活动必须有足够的军粮供给，一定规模的屯田就是必然的配套之举。即便在1876年内基本完成，此后土地收购并进行了全面的平整、开垦，最快也要到来年才能收获种植的“小站稻”。

对上述史料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将“小站练兵”的时间定为光绪三年（1877）较为符合历史事实。

哥老会哗变开始裁军

当年盛军兵士传唱的《盛军勇歌》中，描述了所谓“当勇十妙诀”，其第一项就是“莫结哥老会”。由是可见，哥老会成员掺杂入营，借机煽动闹事是当时盛军面临的最大危险。

哥老会是当时的民间秘密结社，以反满倾向著称，清政府视之为“会匪”。光绪三年（1877）正月初一，盛军逮捕了哥老会成员何松桂后，混入盛军中的其他哥老会成员不甘坐以待毙，于大年初三凌晨，结伙沿北潮河大埝道自北而南，焚烧了仁军营、盛军左军右营、中军前营、前军右营营房外的柴火垛，焚掠了小站的行营买卖街，然后向南逃遁。周盛传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于次日全歼逃犯。

此次军队哗变发生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天津，且是淮军的精锐部队盛军，李鸿章不得不亲自上书解释。光绪帝将涉及哗变两营之营官革职，对周盛传表示“姑念追剿尚为迅速，著从宽免其置议”。

1877年，盛军进行了历史上一次大规模裁军，并发布了整军指令。于光绪三年正月初十日、十六日陆续发布《严整营规谕》《再整营规谕》，严整军纪，规定出入制度和粮饷分配。

事实上，盛军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哥老会成员的蛊惑，而是由于部队过于庞大，导致“饷源不济”，供给严重不足，军心难免离散。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从光绪三年（1877）开始，盛军实施裁军精简工作，所有部队根据去弱留强的原则，重新整编，周盛传所部盛军、仁军共计裁撤了六个营。经过这次裁军，盛军甩掉了老弱病残的包袱，去除了哥老会余党的威胁，摆脱了供给不足的负累，让盛军“练兵”具备了条件。

在1875年至1877年之间，盛军并没有任何相关军事方面的大动作，多是在购买土地、开垦田野、开挖疏浚水道、修建城镇，这些只是练兵的准备和基础性工作。对于周盛传在小站地区的军事实践来说，裁军整军才是与“练兵”因果相关的主要内容。因此，将1877年作为小站练兵之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表述。

1875年，周盛传率盛字军移屯于此，在一个小站的基础上开始建镇，收购土地，招民领种，修路架桥；1876年，完成了大部分土地收购，挖河引水，去碱种稻，同时制定章程，解决人员、经费、装备等问题，为进行一定规模的练兵提供了可能；1877年，由于发生了哥老会哗变，盛军开始大规模裁军整纪活动，逐渐形成一支精锐之师。在清光绪三年（1877）之前，“小站练兵”要件不完整，条件不具备。1877年，基本条件具备，稻子开始收获，一切准备就绪，既有了“小站”之名，又有了“练兵”之举，两个要素的齐备使“小站练兵”有了可能性。如此说来，将1877年定为“小站练兵”的起点是合理的。

必须承认，周盛传的小站练兵无论在规模、档次上，都与之后胡燏棻、袁世凯等人的练兵实践有一定差距。但是，面对史实，我们仍应当清楚看到，至1877年，周盛传在小站地区的军事活动，真正具备了“小站之名”“练兵之举”两个关键要素，事实上构成了“小站练兵”的起点。

本文原文来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