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炎黄五帝到商周之变，阐述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发展脉络！
从炎黄五帝到商周之变，阐述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发展脉络！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从炎黄五帝到商周之变，这一时期的文明发展脉络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本文将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出发，为您详细阐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称“华夏”，也称“诸夏”、“诸华”，是古代史料记载中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自称，以此来区别与之敌对的四方蛮夷。
自夏朝以降，中原大地上经历了商朝、周朝，到了秦汉之后，方才逐渐形成中原大一统体系，并诞生了汉族概念，并以中华文明之名延续“华夏”衣钵。人们将秦朝之前的历史时代称之为“先秦”。那么，先秦时代的中国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呢？由于殷墟的发掘，对商朝的记载和佐证明显要强于前代，因此我们以商汤灭夏桀作为时间节点，分两部分来释析先秦社会发展变迁。
一、从五帝时期到夏后专权
1、仰韶、龙山、华夏
明代著名小说《西游记》的开篇便有一句曰：“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说的是传说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治理整顿世间、五帝定下人间社会伦理制度的故事。历史上关于是否有盘古这个人或部落已经无从考究，但依据考古出土文物，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在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漫长年代中，中原大地曾出现了众多文明火种，我们依据今日地名，称之为“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而这其中，仰韶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基本可以断定为夏文明的直系传承。
然而夏文明并不只有仰韶文化一个来源，地处黄土高原山侧地带的仰韶文化只是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发源地中的一个。长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幽燕地区的红山文化等，均与仰韶文化频繁互动交流，最终进入了龙山文化阶段。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它涵盖了早期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和覆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显示出此时的仰韶先民已经与居住在山东丘陵的东夷族群频繁联系，甚至很可能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夷臣服仰韶夏人的情况。只是这样的局面，遭到了南方河姆渡-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大溪-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以及北方红山文化（幽燕地区）的冲击。最终爆发了传说中的那两场传奇大战。
2、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龙山文化的出土遗址虽然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但基本分为原仰韶文化区域（推测为夏人）和原大汶口文化区域（推测为东夷人）。当南方长江中游流域的三苗部族逐渐从屈家岭文化过渡到更为先进的石家河文化时，其北上山东丘陵的步伐随之加快，并同此地的龙山文化族群发生激烈冲突。
正当龙山文化族群与三苗族群在山东丘陵产生冲突之时，北边的红山文化族群（推测与黄土高原一样属于夏人）同样开始南下，与黄土高原上的夏人同胞争夺其华北地区的霸主地位。传说中，将继承自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集团的霸主，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夏人部族称之为炎帝部落联盟，而将北边同属夏人的红山文化集团称之为黄帝部落联盟。关于炎帝的称呼，很可能是龙山文化族群内部的一个尊称，类似于后来的“皇帝”。红山文化族群首领很可能是在南下争霸的过程中，给自己取了一个类似的尊称。
最终这三股势力之间爆发了两次大战，分别是涿鹿之战战和阪泉之战。关于这两次战争的先后顺序，存在两种说法。但由于逐鹿之战是炎黄联手对抗三苗且以炎帝为主导，今人大多推崇涿鹿之战在前、阪泉之战在后的提法，即炎黄二帝先将三苗排挤出黄河流域，再进行内部霸主竞逐。
涿鹿之战爆发之前，山东丘陵的东夷部族已经被三苗之中的一个强势部落消灭。据《史记》记载，这个被称作九黎的三苗部落是由一位勇武过人的首领统帅名叫蚩尤。在他的率领下，三苗的势力甚至一度跨过山东丘陵、直抵红山族群的边缘，这可能是导致炎黄二帝联手抵抗的关键原因。史书中对九黎部落的表述极其神异，传说他们各个铜头铁臂、牛头人身，可见其战斗力有多么强悍。
炎帝集团长期占据龙山文化霸主地位，底蕴丰厚，但军队实力远不及九黎部落。然而从河北平原边缘南下的黄帝集团作战经验要丰富的多，并且他们的军队之中存在大量的车辆军械，在科技层面占据优势。涿鹿之战，蚩尤败北被杀、九黎部落崩溃，三苗族群一部分融入东夷，另外一部分则退回长江以南或北遁到了东北，成为日后东胡族的组成部分。
三苗的威胁消散之后，红山文化黄帝集团和龙山文化炎帝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双方在阪泉（学界目前一般认可是在距离涿鹿不远的保定、延庆一带）发生大战，战争毫无悬念，最终黄帝取代了炎帝，华夏族群集团诞生了。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此时的华夏族群依然是部落联盟的形式。但此时的夏人文化已经占据了东亚大陆上绝对优势。
3、充满迷雾的五帝时代
关于五帝的提法有许多，但依据历史断代工程计算的年代，五帝时代起自公元前30世纪初神农氏炎帝魁隗(伊耆石年)，终自公元前2070年大禹代替商均，共历23帝，延续1047年。只是不同于炎帝时期一脉相承的10位神农氏君王，黄帝时期的君王分属有熊氏、金天氏、青阳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等不同氏族，说明了当时新封氏族增多，社会结构变动加剧。颛顼、帝喾、帝舜等皆被归位黄帝时期的13位帝王序列。
如若认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准确无误，则末代炎帝姜榆罔、开朝黄帝姬伯荼(号轩辕) 便是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的当事人，其中的黄帝亦属于通常所述的“五帝”行列。至于另外四位“五帝”君王，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则可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阵营。
颛顼传为黄帝之孙，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击败了与之争位的共工氏，但这已经显现出华夏部落联盟内部，政权更迭的不稳定。此后帝喾、帝尧、帝舜时期，天下共主的权力更迭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震荡。天下局势的日益恶化，促使华夏社会模式开始从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政权形态。
4、关于尧舜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传说
依据《史记》的记载，帝尧传位帝舜、帝舜传位帝禹，皆是一种晚年退位让贤的举措。居于此，人们因此得出当时的政权更迭模式是禅让制的结论，将其作为一种固化制度来看待。然而根据1981年方诗铭等学者对于各种关于竹书纪年古籍的整理取舍，编纂出来的较为可信的《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尧幽囚，舜野死”，这两任华夏的禅让举措皆源于政变。
如若按照《史记》等传统史书记载，则后来大禹之子夏启的开朝行为，属于社会政治形态发生变迁的开端。如若按照《竹书纪年》等战国竹简的记载，则早在尧舜之时，华夏部落联盟的权力中枢就已经无力完全掌控各个部落势力了。但不论以何种史料作为凭据，夏朝的建立都是社会结构发展的必然，当时的华夏部落联盟急需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维持诸夏体系的延续。
5、关于夏朝建立的几点迷思
根据史料记载，夏朝的祖先是有崇氏部落。这个部落曾在帝舜时期治水，当时的部落首领是鲧。按照《史记》中的说法，鲧治水不利，被帝舜下令诛杀。但在《山海经》和其他典籍中，却有一段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于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长，故可堙水也”。从中推断出另外一个版本故事，即鲧在治水期间不奉帝舜号令，且即将治水成功。但不论按照哪一版本，终究有崇氏功亏一篑，最终洪水再度泛滥，帝舜只得继续任命由大禹接管的，治水经验丰富的有崇氏部落，继续治理水患。
后人传唱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经典传奇，但这恰恰彰显出大禹当时任务的紧迫，至于是治水紧迫还是创立反对帝舜统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由于治理水患需要经常游走各处，且水患治理成功之后会惠及各路部族，因而最终大禹利用治水的功绩，笼络了不少部落。这为后来夏启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面提到帝舜传位大禹的两个版本，如若确实是在禅让制下的一次让贤行为，则夏朝应当是以夏启作为开朝君主。但如若帝舜是在大禹专权的情况下，被逼无奈禅让的，那么大禹就应当是夏朝的真正创立者，而夏启开创的所谓“家天下”时代，也不过是恢复了帝尧之前的华夏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