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思维特质：“分”与“合”的变奏
中西哲学思维特质：“分”与“合”的变奏
中西哲学在“分”与“合”的变奏中，谱写出有共性更有个性的辉煌篇章。二者的演进脉络与思维特质，对于当今中国尤其是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时至今日，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发展路径与思维方式的中西哲学，各自绵延了数千年，二者之间既有差异隔阂，又有交汇融通。在认知、把握人自身与外在世界的思维理路上，中国哲学表现出合中有分、以合为主的特质，更倾向于以反躬内省、直觉体认的方式感悟生命与审视社会；而西方哲学则表现出分中有合、以分为主的特质，更侧重于通过条分缕析、逻辑推理的方式辨识生命与洞察世界。
中西哲学思维特质的主要成因
中西哲学的思维特质是在各自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际遇与问题意识中日渐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表现出对于安定和谐生活的强烈向往及对于纷扰争斗的忧患与拒斥。因而，其更加注重和考量“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良好社会秩序应当如何维护”等人生世事的生存论问题，凝聚与积淀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酵素，彰显了系统思维、辩证思维与人本思维，具有直观性、整体性、融贯性、内敛性、务实性、包容性、有机性、模糊性、非对象性等特质。
而深受古巴比伦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影响的古希腊城邦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明，其哲学思想主要起源于对自然万物与外在世界的惊异和探险，即对自然界（人也被视为自然有机体之一部分）进行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本性”（亚里士多德），重在探研与追究“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世界”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凸显了对象思维、分析思维与数理思维，具有思辨性、解析性、界限性、外在性、功利性、终极性、斗争性、精确性、对象性等特质。
中西哲学思维特质的形成过程
中国哲学合中有分而以“合”为主的特质，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形成过程。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民神不杂”“民神异业”到“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再到“绝地天通”，从“天道远，人道迩”“明于天人之分”到“与天地合其德”，乃至新儒家强调的“道器不二”“体用不二”（熊十力），“天人不二，理事不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马一孚），几经分合流变。其虽然也讲天道与人道、道与器、道与物、道与技、心与物、心与理、物与理、知与行、上与下、内与外、世间与出世间之“分”，也有天人、群己、义利、理欲、有无、名实之辨，认识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进而强调格物致知，甚至是“严密理会，铢分毫析”，并认为“礼主别，乐合同”，但其所作的适度区分乃是以“一气”“一体”“一理”这样的有机整体作为重要前提的。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贤哲更倾向于认为，人道是对天道的效法、弘扬与顺应，而非违逆、分离与反动，认识到“道不远人”“人能弘道”“日用即道”“道在人伦日用中”，强调要扬弃“器”的局限性而走向整体统一的“道”，即通过不断的“克己”“解蔽”“绝欲”“坐忘”，以克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片面性，而彰显“道”的普遍性、整全性、“一以贯之”性；进而认为，不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强调要由“技”进于“道”，而不能局限和满足于对社会现实的知识性、技术性、经验性的了解，而要达到整体性、有机性、圆融性的把握。这一天道与人道密不可分、道不离器且道在器中的主流思想重在表明，唯有通过人的切实的知行活动而非抽象的思辨，才能真正达到对人自身以及现实世界的完整理解与深入把握（从而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才能在此过程中生成和彰显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成就“全而粹”的理想人格与臻于“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的圆融境界。也就是说，强调和推崇“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理势合一”的综合整体的直觉思维，而非单向分析的理性思维，或曰“综和的尽理精神”而非“分解的尽理精神”（牟宗三），才是中哲思维的主导倾向。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更重视天人之“合”，但这种“合”不是迎合、撮合、巧合，而是耦合、配合、和合，即人通过“知天”“敬天”“畏天”“事天”“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从而证成和达至“道通为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理一分殊”的圆融无碍之境界。也正因为其如此强调天人之“合”，才会有“道在屎溺”之喻，才会有“通天下一气耳”的元气自然论，才会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式的社群主义。
而西方哲学“分”中有“合”而以“分”为主的哲学特质，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过程。西方社会也曾走过神人合体、政治与祭祀一体、个人与城邦一身同体的混沌阶段，“希腊人以自然和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础、为他们的本质”（黑格尔）。但这种原初的混沌状态被柏拉图的“理念/型”论与“洞穴”之喻的世界“二重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所打破，因为二者“都坚持终极世界与现实世界之殊异，都坚持哲学有别于形下经验科学而其自身具有不可让渡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张再林）。进入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承接古希腊以来天人二分、主客对待的思想，将人之肉体与灵魂方面、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严加对立。尔后，近代的笛卡尔进一步将心物二元区分，中经实在论与唯名论、经验论与唯理论、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多番论战，西方社会灵魂与肉体、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此岸与彼岸诸多方面分化对立的思维模式日渐定型。康德则将“现相”与“物自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明确“划界”，这一凸显的二元思维趋向并未随着黑格尔的统合工作而结束。其在后来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等思想流派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尔后，虽然胡塞尔提出现象学还原及本质直观说，舍勒提出“实质的价值伦理学”，试图弥补由来已久的二元论缺陷，但效果并不明显。
不难看出，西方虽然也讲“合”，但其更重视“分”，严辨剖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质料、具体与抽象、主观与客观、神性与人性、此岸与彼岸、自我与他者、经验与超验（先验）、感性知性与理性、理性与非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内在与外在、认识论本体论与价值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其“分”是“一分为二”式的截然对立的、相对固化之“分”、碎片化与单向度之“分”，所以才会有貌合神离之“合”，才会有德谟克利特的孤立抽象的原子论、莱布尼茨的自封闭的单子论、“休谟难题”与鲁滨逊式的个人主义。
重新达到“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
有如杨国荣先生指出的，中西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质启示我们，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整体性、统一性、本源性、过程性与具体性，应通过有机统一而非分裂对峙的方式加以确证和担保。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本是关联统一的有机整体，世界万物与人类社会应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此根本问题上，中西传统哲学各有所得，又各有偏失。中国哲学重“合”而对“分”未免有所轻忽，其虽有较为系统辩证地看待天人、主客关系从而推动二者理性互动与和谐相处的正确一面，但由于偏重人生世事问题的探究体悟，过于强调直观统合而显得笼统模糊，不利于对整体世界的细致与深度把握。比较而言，西方哲学则重“分”而对“合”关注不够，偏重对外在世界的探索解析，虽然有利于分门别类的科学发现，但不利于对世界本质与事物规律的有机和整体认知。为此，我们既不能如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那样离器而言道，又不能如后形而上学那样离道而言器，而应本着道不离器、体用一源、天人合一之宏大视野、系统观念与共同体意识，自觉将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以及真善美各方面有机关联和积极统摄起来，方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
或许，未来哲学的发展之路应如张世英先生所主张的那样，要从“主体-客体”二分的“旁观者”结构，转变为“人-世界”融通在世的“参与者”结构，从致力于“纵向超越”到致力于“横向超越”，以便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重新达到“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因而，中西双方应多一些取长补短与扬长避短，而对自然万物与人生社会一视同仁、整体观照，这样才能美美与共、综合创新，也才能真正成己成物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