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只是表象而已，深度分析大唐迅速由盛转衰背后的深层原因
安史之乱只是表象而已，深度分析大唐迅速由盛转衰背后的深层原因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王朝，其短短260年的历程可谓是惊心动魄、沧桑巨变。从初唐的艰难开拓，到中唐的鼎盛时期，再到晚唐的门阀党争、藩镇割据，直至最终的覆亡。这其中曲折跌宕、兴衰更迭的种种细节，向来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和探讨。尤其是盛唐时期辉煌的文治武功，与中唐开元盛世的突然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不禁感叹盛世不再、一代英雄无复哉！难道仅仅是因为安史之乱这一军事事件就注定了大唐的没落吗？
盛唐门阀门生之争，皇权不彰埋下祸根
在开元年间，大唐王朝的统治已经初步步入正轨。然而与此同时，皇权之下也暗藏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门阀世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特有现象，门阀世族在唐朝时期可谓是延续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门阀之家凭借血缘纽带和世代传承的权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骄横跋扈、专权谄纵，妄图凌驾于皇权之上。比如在编修《氏族志》时，博陵崔氏居然被排在首位，足见其在朝野间的巨大影响力。这令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勃然大怒，斥责编修人员"何所凭借，妄自尊大"。
为遏制门阀之家的嚣张气焰，唐太宗不得不将自家李氏排在首位，以维护皇室权威。从此可见，在世家大族面前，就连皇帝也不得不忌惮三分，小心翼翼。
后来的唐文宗曾想将门阀之家郑氏的千金许配给太子，谁知郑家闻讯后，急忙将女儿许配给了另一门阀世族博陵崔家，对皇室婚姻大事摈弃置之不理。如此公然挑衅皇权，足见门阀家族的骄横气焰。
为解决这一困局，唐玄宗在位时推行了官阶新制。新官制分为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官四种，同一个人会根据不同官种拥有多个不同品级，为门阀贵族设置了"正官"的荣誉头衔，从而在形式上给予门阀以极高的礼遇。
但在实质上，朝廷则着力培养寒门出身的"职事官"担任要职，对门阀勋贵实行有意回避，打破了门阀对人才的垄断。科举遴选取士亦应运而生，盛唐时期终于让各种人才都有了一展身手的空间，从而造就了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昌盛局面。
虽然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唐玄宗似乎遏制了门阀气焰，但皇权尊严的损害已成定局。门阀依旧我行我素，暗中企图与朝廷分庭抗礼。这种权力斗争的火种，最终在后世引发了一场波及朝野、延绵数载的门阀党争。
经济矛盾与赋税改革，挤压朝廷而壮大地方
在盛唐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均田制、府兵制等一系列开国班师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这直接导致了朝廷与地方在财赋分配上的矛盾加剧，为后世藩镇割据埋下了祸根。
唐代实行均田制，即将全国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农民只需交纳田赋即可，朝廷对农民无其他负担。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的快速增长远远超出了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加之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导致大量耕地荒芜，均田制为求生存不得不进行调整。
一则是"不申户口"，即一些地区不再向朝廷上报人口数字，朝廷无法掌控当地的赋税征收情况；二则是"租庸调"，即朝廷将赋税征收权出租给地方豪强，以获取可观租税。这两项改革使朝廷无法如同先前那样精确掌控全国的财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割据的趋势。
另一方面，府兵制在边远地区发挥的作用也日渐式微。府兵制就是将全国分为若干府，每个府都设有农民兵，由农民负责耕作和防务，实现了兵农一体。但由于农业发达地区兵力足够，需要兵力的边疆地区反而开府数量较少，一旦发生战事就无法及时调兵遣将。
加之唐玄宗避战将兵的政策，使得边疆的府兵制度名存实亡，中央朝廷无力应对来自边境的军事威胁。盛唐后期不得不发展募兵制，但这又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最终"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手中的军队根本无力镇压，只得将重兵权下放给各地方节度使。
而随着时间推移，江南地区的经济逐渐崛起，对于唐朝来说具有撑起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战略意义。好在隋朝时期开凿了大运河等水路，使江南的粮税物资得以畅通无阻地输送到内地。
但令人无奈的是，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地方政权不断壮大，中央集权的力量反而被极大削弱。各地豪绅与武装力量跟着一路兴旺发达，形成了与朝廷旗鼓相当的局面，为后来的割据局势埋下了祸根。
盛唐文化昌明，耽于骄奢淫逸、忽视国防
盛唐时期文化空前繁荣，被誉为"文景之治"。辉煌灿烂的诗文蔚为大观，开元盛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然而，在文化发展的同时，皇室日渐陷入骄奢淫逸的泥淖之中，国防力量渐失，埋下了衰亡的祸根。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即位已有三十年有余。在位期间，他一味追求诗文佳作，屡次举办诗会，诗坛群雄蜂拥而至，"诗人纷纷如麻，遂称盛矣"。主张"文质彬彬"的诗风更是成为时代主流。
不仅如此，唐玄宗的宫廷舞女杨贵妃倾心于音乐舞蹈，还曾主持编撰《教坊乐谱》。在皇帝和宠妃的力推下，宫廷艺术一度达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唐玄宗昵称杨贵妃为"娘娘"，待之如掌上明珠，二人更是鸳鸯戏水，尽享春宵之乐，以至"朝野流传，咸有词曲以贺之"。
宫中妃嫔们更是争奇斗艳，各显神通。除了女眷四千多人外，唐玄宗在位期间还封爵了三千多人，可谓骄奢淫逸、荒淫无度。正所谓"圣代无隐乡，唐王无隐路"，昔日英明神武的一代雄主，尽被纸醉金迷所蒙蔽双眼。
与此同时，国防事务却渐渐走向了失守的境地。虽然早在唐高祖时期，就有识之士为国家长治久安而忧心忡忡。高力士便痛陈"兵革生民，民不忘戎"的论点，呼吁重视国防建设。但由于施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加上勤于亲征的唐太宗，使得军事实力有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
但进入开元年间，唐玄宗"世无大事"、宠幸妃嫔，久而久之，已然习惯于逍遥自在的生活。内则励精于骄奢淫逸，外则偏重于文治雕琢，日益忽视了国防军事的重要性。甚至在安史乱起时，唐玄宗还打算命将领"且宽赦之"，丝毫没有防患于未然之忧，导致叛乱进一步扩大蔓延。
如此纸醉金迷、昏庸无能的皇帝，怎能使得大唐长久繁盛？正是由于文化不堪其重，国防荡然无存，遂为王朝的衰微埋下了祸根。
宦官当道，朝野党争不休，王朝暮景将临
盛世繁华无以复加，然而王朝的内忧却也日益加剧。宦官专权、门阀党争的弊端在这一时期暴露无遗，皇权日渐式微，王朝的颓势已成定局。
宦官原是皇室中供奉婕妤的内侍，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殊的官阶。由于宦官无恙无亲，视君主为恩人，地位通常远在门阀贵族之上。这一直是帝王用来抑制世族权势的有效手段。然而到了盛唐后期，宦官却已然成为皇权腐蚀的罪魁祸首。
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专权受到广泛诟病，他们横行无忌、贪婪腐朽、勾心斗角，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根基。高力士曾作为唐玄宗的心腹，位高权重，专权已极。据说他出入宫门甚至有万余人随从，生活已经远非一般宦官所能企及。
因此，有识之士便频频上书朝廷，请求遏制宦官贪欲、驱逐奸佞。但苦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高力士阻挠，皇帝视若无睹，终无济于事。在皇权没落和宦官专权横行的恶果下，朝野党争不绝于耳。
以骆宾王为首的林家党人代表着门阀权贵，与主持军国大事的宦官集团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在位极久远的骆宾王任内，林氏亲党遍布朝野，挟恩于世家大族，令门阀世袭制的弊端大行其道。
可以说，在骆宾王与李林甫这两大集团的纷争之中，朝政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官员只知搏权斗阻、相攻伐击，连皇帝的谕旨都敢予以藐视。这也使得大唐王朝民不聊生，国力日渐衰微。
后来杨国忠挟兵作乱，骆宾王不胜其扰，遂迫于将李林甫拉拢入阁，两大集团形成了临时的联盟。然而权力争夺从未停止，双方仍在暗中较劲。最终宦官集团内部爆发同室操戈的狼狈局面，林家党人趁虚而入，反客为主，进一步加剧了党争的惨烈程度。
由此可见，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无休无止，唯利是图的险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权威尽失，朝纲日渐扫地。王室内乱阋于斯，党同伐异的阙文终将导致大朝的衰微覆亡。
藩镇割据，大唐江河日下
由于种种内忧外患的叠加，盛唐后期的中央集权已经名存实亡。藩镇割据的局面所造成的离心离德，无疑是大唐王朝走向没落的最后一根稻草。
藩镇割据实际上是地方政权对中央朝廷的反抗，源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军权下放，使得各地方节度使拥有了雄厚的武力，同时凭借着赋税改革后获得的财富，他们的实力日渐壮大，遂形成了与中央对抗的态势。
早在唐武宗年间，节度使便已跋扈嚣张，朝廷颁布谕旨竟也无人理会。其中李希烈的子孙后代便是藩镇割据元凶。李希烈曾有"惟我为重"的狂妄言论，足见其对皇权的不齿。
而党同伐异的林家党人集团，更是借助了这一势力对付宦官集团。虽然表面上是联盟关系，但林家党人暗中却将节度使视为未来反叛的重要力量。结果离心离德的火苗终于在其子李怀光的时代被点燃。
李怀光素为节度使，得益于林黄叛乱的情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地方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他自立为王、不服朝廷，更是倒行逆施，把中央军士的俸禄征为己有。终于在827年举兵起义，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战乱。
武则天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即至六镇，亦奉先朝九品制，分防百姓。今则假号都团，自恃其强，岂知倾朝在彼乎？"果不其然，后世的藩镇割据正是这一隐患的延续和放大。
局面一度危急到朝廷不得不将藩镇分"五镇十六军"的机构改为"四镇"来存续朝局。但在军阀割据的趋势面前，这无疑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各镇自立门户，纷纷扬眉吐气，对皇权视而不见。
黄巢、王仙芝等农民起义军亦因藩镇弊端而引发骚乱，血淋淋的惨剧不断重演。最终在李克用的血腥屠戮下，大唐王朝覆灭已成定局。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朝野同怀哀叹，唏嘘不已。
盛世已逝，大唐由盛而衰，可谓怵目惊心、沧桑巨变。曾几何时，中原文物昌明，蒸蒸日上。而今天下群雄并起，百姓流离失所，文化遗产几近断绝，真是从巅峰直直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