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撰述的整体格局与创新意识——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通史撰述的整体格局与创新意识——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不仅是一部独立成书的简明中国通史著作，更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从多个学术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深入评述，展现了其在通史撰述、社会形态理论运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展现以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等方面的创新特点。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封面
商鞅方升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编纂中国通史的时代意义
通史撰述是中国史学延续数千年的优良传统，从《资治通鉴》到郑樵的“会通之义”，再到王夫之的“通古今而言之”，都体现了中国史学的“通史”精神。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推动了中国通史撰述的发展。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的通史著作，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呈现出“碎片化”趋势，主流史学界缺乏有影响力的通史著作。与此同时，域外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类著作相继被引进，其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解读引发了不少混乱认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亟需推出集大成的中国通史之作。
创新性运用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但并未简单套用理论框架，而是将理论融入历史事实的叙述中。例如，将夏商时期确定为“奴隶制社会”，但强调其与古希腊、罗马等古典奴隶制的不同；将西周时期的封建制称为“宗法封建制”，秦汉以后的封建制称为“地主封建制”，体现了对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重视。
在通史中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在阐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时，吸收了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例如，强调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隋唐五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清朝“有效维护并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考古学研究与中国通史撰述有机结合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的“史前时代”部分，以考古学研究成果为主体，展现了中国远古历史的清晰脉络。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相比，新版《纲要》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上更为成熟，考古学话语与历史学话语的兼容性明显增强。
此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还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如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考察，对世界史的比较互鉴意识等。
（本文作者：张越，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