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物会说话|古人的“海淘”货物清单
如果文物会说话|古人的“海淘”货物清单
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类似的国际商贸往来。今天让我们跟随《如果文物会说话》，一起感受古代商贸交流的魅力与智慧。
波斯玻璃瓶
玻璃器以其华美的姿态和昂贵的身价，与黄金、白银、宝石齐名，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这件波斯玻璃瓶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北塔天宫内，做工精湛，通体呈淡绿色，晶莹透明。它产于古代波斯地区，是玻璃艺术的杰出代表。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式的伊斯兰玻璃执壶在国外也有发现，但如此完整且瓶中套有小瓶者，据目前所知可能是罕见的孤品”。这件器物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更反映了崇尚佛教的辽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和密切联系，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辉煌篇章。
榄形金花球串饰
榄形金花球串饰1978年合浦北插江盐堆1号墓出土，由榄形、葫芦形、金花球等20颗金饰组成，整体造型别致精巧。金串饰里5颗金花球格外引人注目，制作上采用的“焊珠工艺”，这种工艺最早见于5000年前的西亚乌尔王朝，后流行于埃及、波斯、希腊等地，而多面体金珠的制作技艺源自迈锡尼，后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南亚。这种十二面金珠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物品，仅在我国南方及东部沿海发现，证明了广西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同时反映了古代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孔雀蓝釉陶瓶
孔雀蓝釉陶瓶器型、纹饰和釉色都带有浓厚的异域风情，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专家推测它应该是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作为香水、葡萄酒等液体类商品的储运器，通过泉州港或福州港流传到福建。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进一步印证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它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波斯陶壶
波斯陶壶属低温釉陶，青绿釉有细开片，壶口外侈，呈“V”形短流，细长颈，有曲形手柄，形制与我国汉代绿釉陶器迥然不同。经中科院上海光学机械研究所进行釉面化学检测，与幼发拉底河畔塞琉西亚遗址出土的安息帝国时期陶壶基本吻合（考古界习惯称“波期陶壶”）。这件波斯陶壶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唯一一件汉代波斯陶壶。波斯陶壶在合浦汉墓出土，印证了汉代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方国家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
鸭形玻璃注
鸭形玻璃注质地光亮，半透明，是件工艺复杂的艺术品，以其独特的器型和装饰成为稀世珍品，目前在全国仅有一件，国外也没有完全相同的造型。根据鸭形注的成分以及制作工艺，学者们根据其成分和制作工艺推测它可能是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时期的杰作。那么它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的？追溯至4世纪的十六国和北朝，北方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繁忙，到5世纪北魏时期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经朝鲜到日本，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这条草原路线不仅是一条通商之路，也是一条技术传播之路，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而鸭形玻璃注正是这一时期中西方商贸交流的绝佳见证，它诉说着千年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成为连接古今中外的一道璀璨纽带。
金锭
金锭正面铸有铭文“永乐十七年四月某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永乐十七年是1419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从铭文可知金锭是郑和船队于返回途中在西洋所买的一批黄金，“西洋”是当时泛指明朝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金锭的发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考古发掘并有铭文实证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文物，为明朝与西洋各国的朝贡贸易补充了宝贵的材料。
鎏金银壶
鎏金银壶长颈，鸭嘴状流，壶腹部一周捶出男女三组人物图像，构成一幅连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根据专家研究，此壶产于波斯萨珊王朝，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银壶的制作工艺、艺术风格等集中凸显这件中亚舶来品在当时社会中的价值地位。壶把上端的人物头像与波斯萨珊人物形象不同，属中亚巴克特利亚人，腹部打压的图像所展示的内容虽然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其上的联珠纹装饰也流行于萨珊王朝时期，但这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制品，也是希腊化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影响的产物。它的面世将固原、中亚、希腊联系到一起，是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丝绸之路商贸频繁的缩影。
轮船式风雨表
法国19世纪末文物，清宫旧藏，船身置于大理石座上，甲板上矗立着两个圆筒，彰显出浓郁的工业气息，前面圆筒上嵌单套两针钟表，这款轮船式风雨表不仅是工业模型钟表的典范，更是晚清宫廷中不可或缺的陈设品之一，它见证了晚清时期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那个时代时尚与科技的完美结合体。
铜镀金象驮转花钟
这座铜镀金象驮转花钟以其高大的身姿和精致的工艺著称，此钟体形高大，制作精细，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下部为山石形底座，内装音乐及活动机械装置，中部突出的平台上立着一头大象及持盾牌、长矛的士兵，象背亭子上方是两条喷水龙，最上部是计时部分。这件钟表源自18世纪的英国，展示了制造者的非凡智慧与精湛技艺，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是明清时期中国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的重要遗存。